第473章
与此同时，财经大队留下了五六名干部，在昌都解委会下面设立财贸机构，开始收购土产，出售茶叶等物。作为随军商店，也通过当地人士购买部队所需的粮食、酥油等，以弥补供应的不足。
●初进拉萨的财贸工作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十八军组织先遣支队进藏，军副政委王其梅任司令员兼政委，陈竞波为参谋长，林亮为政治部主任，我担任供给部长，另有副部长秦卓然是十八军的供给部长。先遣支队（包括警卫连）有300多人，我们财经干部有30多人。支队于7月下旬自昌都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程，于9月9日到达拉萨。
到拉萨后，我们通过大贵族噶雪巴在八廓街西南面搞到一幢二层楼房，商定付给11万元大洋，先借用后给钱。由于先遣支队担负着为后续部队准备粮食柴草的任务，我们首先挂出“采购处”的牌子，由我担任采购处长，正式开始采购工作。但当时带的钱不多，无论购买粮食或住房，都是以暂借方式，说定以后偿还。我们是第一批到拉萨的解放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藏汉之间民族隔阂又比较严重，开头一些人还存有戒备心理，经过我们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才逐步打开了局面。
进行采购要了解市场情况。当时拉萨做生意的人不多，商人分别来自云南、青海、四川、北京等地。青海商人5家，以贩骡马为主；云南商人7家，主要是经营茶叶、火腿之类；北京商人6家主要经营绸缎；四川的几家，以做工为主。西康来的几家商户最大，其中邦达仓经营西藏羊毛、药材出口印度；桑多仓则将雅安、康定等地购买的茶叶、日用品，运销拉萨等地。拉萨市场上最多的是尼泊尔商人，有近百家，他们主要经营从印度进口的布匹、呢绒、铁件、以及金银首饰品、手表、化妆品等。我们根据部队需要，有重点地同商家打交道。
10月下旬，十八军主力一部进入拉萨，尽管到达时才4200多人，但要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已成为当时的突出困难。先后到拉萨的西藏工委和军队领导人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范明、王其梅和李觉参谋长等，都亲自做西藏上层人士的工作，争取他们为进藏部队出售点粮食。我们采购处更是全力以赴，派出人员到各处负责收购，过秤、付款，并且组织运输加工，然后再分发给各伙食单位。拉萨的上层人士擦绒、拉鲁等给我们以很大支持。邦达仓、桑多仓等商家，还在甘孜、昌都时，就同他们有了业务联系，这时他们不仅出售青稞和酥油，还为我们解决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蜡烛、火柴、肥皂、草纸之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当年底我们共购到青稞360多万斤、酥油20多万斤、牛7700头，羊1。9万只，基本上保证了进藏部队的需要。
不久，西藏贸易总公司成立，我担任经理，由西北进藏的十八军独立支队财贸干部黎之淦、刘肇功任副经理。贸易公司除进行采购外，销售由内地运来的茶叶、绸缎等物品，以兼顾群众生活的需要，并回笼一部分货币。
当时，西藏流通三种货币。我们用的是银元，本地人使用藏币，印度卢比也公开流通。这三种货币的比值是：银元1元折合藏元15两；一个卢比折合藏银4.4两。购买青稞1克（28斤）为银元2.8元，糌粑1包（40斤）5元，酥油1克（5斤）4.8元。
拉萨的市场很小，不能在短期内投放很多货币，以免引起物价波动。机关部队一进驻拉萨，就有明确纪律规定，禁止单位和个人随意在市场上购物，而由我们统一采购统一分配。除粮食等统一供应外，生活日用品在部队由军人服务社供应，地方人员由贸总门市部供应。
尽管我们严加控制，但物价还是在逐步上涨着。到1952年春3个月时间中，青稞和糌粑上涨了55%，酥油上涨了120%，牲口饲料胡豆、碗豆上涨了85.7%．这一方面是保证需要增加了采购量，主要是西藏上层的反动分子想趁我们运输供应困难捣鬼。他们操纵市场，哄抬物价，还狂妄叫嚷“饿肚子比打败仗更难受”进行威胁。因此国营商贸工作一开始就面临复杂的斗争。
●开展同印度的贸易往来
由于暂时供应不上和反动分子的捣乱，我们面临在西藏能否站得住脚的严重问题。毛主席当即指示我们，必须实行两条基本政策，才能“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就是精打细算，比较简单；第二条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西藏工委曾多次研究这一重大问题。
要打通同内地的贸易关系，须先修通公路。当时才修到雀儿山，修到拉萨还需几年时间；相比之下，要打通同印度的贸易关系却容易一些。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同中国西藏地方早就有传统的小额贸易：西藏所需的物资，除自产的粮食和酥油外，其它生活用品如布匹、铁件、纸张、煤油、火柴，甚至贵族食用的饼干、糖果之类，也都来自印度。西藏则主要是出口羊毛和药材。解放前，西藏每年有800万镑（折合350多万公斤）羊毛运销印度。但自1950年底，印度单方面增加羊毛进口税率30％后，使出口羊毛大量积压起来，并由此引起西藏部分上层人士的不安。
为解决同印度的贸易问题，我们采取了几条措施：一是请中央在拨给西藏的经费中加上部分外汇（卢比），我们将外汇作为偿还欠款，支付给擦绒，邦达仓等商家，让他在印度购买我们所需的物资；二是报请中央批准，收购西藏积压羊毛。当时，尽管国家经济状况才初步好转，仍批准了这一建议。我们以比出口印度高一倍的价格，把西藏羊毛全部收购起来，然后统一出口。印商在西藏收购不到羊毛时，只好接受我们的出口价格；三是通过我国驻印大使馆，直接从印度购买驻藏部队所需物资。1952年初，军委总后勤部经过国家外贸部，在印度购买了一批军用布匹和皮鞋等物资，即通知西藏军区转运接收。西藏军区在亚东设立转运机构，即“西藏贸易公司亚东接运站”，站长周川萍、政委傅生，于六七月份进驻帕里和亚东。
●初进拉萨的财贸工作
“十七条协议”签订后，十八军组织先遣支队进藏，军副政委王其梅任司令员兼政委，陈竞波为参谋长，林亮为政治部主任，我担任供给部长，另有副部长秦卓然是十八军的供给部长。先遣支队（包括警卫连）有300多人，我们财经干部有30多人。支队于7月下旬自昌都出发，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行程，于9月9日到达拉萨。
到拉萨后，我们通过大贵族噶雪巴在八廓街西南面搞到一幢二层楼房，商定付给11万元大洋，先借用后给钱。由于先遣支队担负着为后续部队准备粮食柴草的任务，我们首先挂出“采购处”的牌子，由我担任采购处长，正式开始采购工作。但当时带的钱不多，无论购买粮食或住房，都是以暂借方式，说定以后偿还。我们是第一批到拉萨的解放军，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藏汉之间民族隔阂又比较严重，开头一些人还存有戒备心理，经过我们耐心细致的宣传解释，才逐步打开了局面。
进行采购要了解市场情况。当时拉萨做生意的人不多，商人分别来自云南、青海、四川、北京等地。青海商人5家，以贩骡马为主；云南商人7家，主要是经营茶叶、火腿之类；北京商人6家主要经营绸缎；四川的几家，以做工为主。西康来的几家商户最大，其中邦达仓经营西藏羊毛、药材出口印度；桑多仓则将雅安、康定等地购买的茶叶、日用品，运销拉萨等地。拉萨市场上最多的是尼泊尔商人，有近百家，他们主要经营从印度进口的布匹、呢绒、铁件、以及金银首饰品、手表、化妆品等。我们根据部队需要，有重点地同商家打交道。
10月下旬，十八军主力一部进入拉萨，尽管到达时才4200多人，但要解决这些人的吃饭问题，已成为当时的突出困难。先后到拉萨的西藏工委和军队领导人张经武、张国华、谭冠三、范明、王其梅和李觉参谋长等，都亲自做西藏上层人士的工作，争取他们为进藏部队出售点粮食。我们采购处更是全力以赴，派出人员到各处负责收购，过秤、付款，并且组织运输加工，然后再分发给各伙食单位。拉萨的上层人士擦绒、拉鲁等给我们以很大支持。邦达仓、桑多仓等商家，还在甘孜、昌都时，就同他们有了业务联系，这时他们不仅出售青稞和酥油，还为我们解决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蜡烛、火柴、肥皂、草纸之类。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当年底我们共购到青稞360多万斤、酥油20多万斤、牛7700头，羊1。9万只，基本上保证了进藏部队的需要。
不久，西藏贸易总公司成立，我担任经理，由西北进藏的十八军独立支队财贸干部黎之淦、刘肇功任副经理。贸易公司除进行采购外，销售由内地运来的茶叶、绸缎等物品，以兼顾群众生活的需要，并回笼一部分货币。
当时，西藏流通三种货币。我们用的是银元，本地人使用藏币，印度卢比也公开流通。这三种货币的比值是：银元1元折合藏元15两；一个卢比折合藏银4.4两。购买青稞1克（28斤）为银元2.8元，糌粑1包（40斤）5元，酥油1克（5斤）4.8元。
拉萨的市场很小，不能在短期内投放很多货币，以免引起物价波动。机关部队一进驻拉萨，就有明确纪律规定，禁止单位和个人随意在市场上购物，而由我们统一采购统一分配。除粮食等统一供应外，生活日用品在部队由军人服务社供应，地方人员由贸总门市部供应。
尽管我们严加控制，但物价还是在逐步上涨着。到1952年春3个月时间中，青稞和糌粑上涨了55%，酥油上涨了120%，牲口饲料胡豆、碗豆上涨了85.7%．这一方面是保证需要增加了采购量，主要是西藏上层的反动分子想趁我们运输供应困难捣鬼。他们操纵市场，哄抬物价，还狂妄叫嚷“饿肚子比打败仗更难受”进行威胁。因此国营商贸工作一开始就面临复杂的斗争。
●开展同印度的贸易往来
由于暂时供应不上和反动分子的捣乱，我们面临在西藏能否站得住脚的严重问题。毛主席当即指示我们，必须实行两条基本政策，才能“争取群众，使自己立于不败”。第一条就是精打细算，比较简单；第二条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西藏工委曾多次研究这一重大问题。
要打通同内地的贸易关系，须先修通公路。当时才修到雀儿山，修到拉萨还需几年时间；相比之下，要打通同印度的贸易关系却容易一些。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度同中国西藏地方早就有传统的小额贸易：西藏所需的物资，除自产的粮食和酥油外，其它生活用品如布匹、铁件、纸张、煤油、火柴，甚至贵族食用的饼干、糖果之类，也都来自印度。西藏则主要是出口羊毛和药材。解放前，西藏每年有800万镑（折合350多万公斤）羊毛运销印度。但自1950年底，印度单方面增加羊毛进口税率30％后，使出口羊毛大量积压起来，并由此引起西藏部分上层人士的不安。
为解决同印度的贸易问题，我们采取了几条措施：一是请中央在拨给西藏的经费中加上部分外汇（卢比），我们将外汇作为偿还欠款，支付给擦绒，邦达仓等商家，让他在印度购买我们所需的物资；二是报请中央批准，收购西藏积压羊毛。当时，尽管国家经济状况才初步好转，仍批准了这一建议。我们以比出口印度高一倍的价格，把西藏羊毛全部收购起来，然后统一出口。印商在西藏收购不到羊毛时，只好接受我们的出口价格；三是通过我国驻印大使馆，直接从印度购买驻藏部队所需物资。1952年初，军委总后勤部经过国家外贸部，在印度购买了一批军用布匹和皮鞋等物资，即通知西藏军区转运接收。西藏军区在亚东设立转运机构，即“西藏贸易公司亚东接运站”，站长周川萍、政委傅生，于六七月份进驻帕里和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