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6年9月12日
中国要明确政治改革“路线图”
毫无疑问，中国政治改革的内外部压力正在迅速增加。就内部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经济基础变化了，政治上层建筑也必须跟着变化。这个说法在当今社会还是真理。历史上，许许多多政权就是因为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最终导致解体。在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改造现行的政治体制，不仅使之能够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形势，更为重要的是强化现行政治体制的能力，以继续引导或者领导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后一点，中共和世界上其他很多政党不同。在民主国家，政党往往通过选举得到统治权，就是说选票是政党的合法性基础；而在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领导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为民众提供福利和服务来取得合法性的。中共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更新自身的执政能力。这显然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
此外，尽管很多年来中共采取了很多反腐败措施，但是党政干部的腐败依然严重。如果腐败不能得到遏制，共产党的实际执政能力及其内外合法性基础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如何从制度上遏制腐败也是政治改革的问题。没有体制上的革新，腐败难以根除。在这一点上，中共党内应当说已经有了足够的共识。
有改革路线图压力会小得多
外部的压力也在迅速增加。这里又有几个主要的因素。首先是西方世界在中国的巨大利益。经过数十年的开放政策，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一旦中国内部出了问题，全球经济体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全球资本对中国的政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在促进中国内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使中国和外在世界整合和相互依赖；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也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提出自身的要求，要求中国政治朝着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向发展。最近几年来，西方流行的所谓的“中国不确定论”就反映了资本对中国内部政治变化的关切。
外在的压力也表现在欧美领导层的变化上。在美国，如果民主党上台，其对华关系的重点必然会转移到贸易，并且会把人权、民主和贸易联系起来。但即使共和党继续执政，美国政府也不会忽视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由于中国缺少美国政治人物所希望的政治改革，很多经济贸易甚至战略问题很容易被政治化。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领导层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环保、人权和民主在这些国家的对华贸易中会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应当指出的是，正是因为中国和全球经济体之间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互相依赖程度，西方国家相信他们有能力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体的主要成员国中，中国似乎是唯一一个未进行民主化的大国。尽管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也不时地对俄罗斯表现出不满，但俄罗斯毕竟已经民主化，俄罗斯所需要的只是改善其民主的品质。这种情况对中国显然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如何应对可能来自于民主国家个别的或者是集体的压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对中国会是个挑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并非没有政治改革，这方面实际上也是取得了一些成就的，尤其在机构改革、法制和公务员制度建设等方面，只不过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是西方世界所定义的那种。西方对中国政治变化的不理解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没有自身的“话语权”，至少是缺乏西方可以理解的“话语”。这说明，中国需要确立面向国际社会的政治改革“话语”，至少必须说明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的这些改革是与中国最终的民主化相关的。无论是机构改革还是法制建设，都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部分。中国不仅要发展民主，更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制度是民主的制度基础。
应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
无论内外部，人们对中国政治改革的不解在于，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张政治发展的路线图。所谓的路线图，简单地说，就是要确立类似于孙中山先生从前所强调过的政治发展阶段论。当然，时代变了，不可能再去重复孙中山先生的阶段论。但是如果中国能够呈现这样一张路线图，那么各方面对中国政治变化的理解就会容易得多，中国所面临的压力也会小得多。
因为中国的民主是发展中的民主，绘制这样一张路线图并非不可能。笔者在各个场合强调，中国的改革实践已经表明中国的改革是可以分阶段进行的。改革大体可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但在各个阶段，改革的重点可以是不同的。中国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可以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经济改革是主体改革。在经济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中国也进行了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不过社会和政治改革是辅助性的，是为了支持经济改革。
在第二个阶段，即自十六大以来，社会改革已经逐渐成为主体改革。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消化由经济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深化经济改革。而社会改革也要求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就很难推行下去。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改革一直会是中国的主体改革。在社会改革基本完成之后，中国才会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政治民主才会有坚实的基础。这个逻辑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西方民主发展的逻辑。
中国要明确政治改革“路线图”
毫无疑问，中国政治改革的内外部压力正在迅速增加。就内部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经济基础变化了，政治上层建筑也必须跟着变化。这个说法在当今社会还是真理。历史上，许许多多政权就是因为不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最终导致解体。在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改造现行的政治体制，不仅使之能够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形势，更为重要的是强化现行政治体制的能力，以继续引导或者领导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后一点，中共和世界上其他很多政党不同。在民主国家，政党往往通过选举得到统治权，就是说选票是政党的合法性基础；而在中国，共产党是通过领导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为民众提供福利和服务来取得合法性的。中共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在新的社会经济形势下更新自身的执政能力。这显然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
此外，尽管很多年来中共采取了很多反腐败措施，但是党政干部的腐败依然严重。如果腐败不能得到遏制，共产党的实际执政能力及其内外合法性基础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如何从制度上遏制腐败也是政治改革的问题。没有体制上的革新，腐败难以根除。在这一点上，中共党内应当说已经有了足够的共识。
有改革路线图压力会小得多
外部的压力也在迅速增加。这里又有几个主要的因素。首先是西方世界在中国的巨大利益。经过数十年的开放政策，中国现在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一旦中国内部出了问题，全球经济体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响。全球资本对中国的政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在促进中国内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使中国和外在世界整合和相互依赖；另一方面，全球资本也会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提出自身的要求，要求中国政治朝着他们认为“正确”的方向发展。最近几年来，西方流行的所谓的“中国不确定论”就反映了资本对中国内部政治变化的关切。
外在的压力也表现在欧美领导层的变化上。在美国，如果民主党上台，其对华关系的重点必然会转移到贸易，并且会把人权、民主和贸易联系起来。但即使共和党继续执政，美国政府也不会忽视对华贸易的巨额逆差。由于中国缺少美国政治人物所希望的政治改革，很多经济贸易甚至战略问题很容易被政治化。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德国、法国和英国的领导层都已经发生了变化，环保、人权和民主在这些国家的对华贸易中会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应当指出的是，正是因为中国和全球经济体之间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互相依赖程度，西方国家相信他们有能力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发展方向。
在今天的全球经济体的主要成员国中，中国似乎是唯一一个未进行民主化的大国。尽管一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也不时地对俄罗斯表现出不满，但俄罗斯毕竟已经民主化，俄罗斯所需要的只是改善其民主的品质。这种情况对中国显然也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如何应对可能来自于民主国家个别的或者是集体的压力？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对中国会是个挑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并非没有政治改革，这方面实际上也是取得了一些成就的，尤其在机构改革、法制和公务员制度建设等方面，只不过中国的政治改革并不是西方世界所定义的那种。西方对中国政治变化的不理解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没有自身的“话语权”，至少是缺乏西方可以理解的“话语”。这说明，中国需要确立面向国际社会的政治改革“话语”，至少必须说明为什么到现在为止的这些改革是与中国最终的民主化相关的。无论是机构改革还是法制建设，都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部分。中国不仅要发展民主，更要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制度是民主的制度基础。
应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
无论内外部，人们对中国政治改革的不解在于，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一张政治发展的路线图。所谓的路线图，简单地说，就是要确立类似于孙中山先生从前所强调过的政治发展阶段论。当然，时代变了，不可能再去重复孙中山先生的阶段论。但是如果中国能够呈现这样一张路线图，那么各方面对中国政治变化的理解就会容易得多，中国所面临的压力也会小得多。
因为中国的民主是发展中的民主，绘制这样一张路线图并非不可能。笔者在各个场合强调，中国的改革实践已经表明中国的改革是可以分阶段进行的。改革大体可分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三方面，但在各个阶段，改革的重点可以是不同的。中国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可以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经济改革是主体改革。在经济改革为主体的阶段，中国也进行了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不过社会和政治改革是辅助性的，是为了支持经济改革。
在第二个阶段，即自十六大以来，社会改革已经逐渐成为主体改革。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消化由经济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深化经济改革。而社会改革也要求政治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社会改革就很难推行下去。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改革一直会是中国的主体改革。在社会改革基本完成之后，中国才会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政治民主才会有坚实的基础。这个逻辑既符合中国国情，也符合西方民主发展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