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不过也已经有人提出，仅仅是党内民主不足以解决执政能力问题，更重要的还需要社会民主。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侧重点不同，党内民主侧重于执政党的能力问题，而社会民主侧重的既是人民的政治参与问题，也是执政党和人民的联系问题。这两方面的政治含义深重，因为党应当是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和人民没有有机联系的执政团体。只有当党和人民存在着有机的制度联系的时候，执政党才会面临外在的制约。
民主发展对执政党能力非常重要，也因此，对民主的错误理解会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
在现今中国，执政党能力建设面临两种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是没有制度方面的民主，即整个政治制度还仍然停留在典型的权威型体制，也就是说没有大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则存在着广泛的泛民主化努力，就是说具有太多的小民主，也即单位内部五花八门的不正规的“民主”。
执政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民主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的缺失。专业精神分为硬、软两个方面：硬的方面，就是任何一个工作职位所必须履行的职业功能；软的方面，就是日常所说的职业道德或者说敬业精神。
在发达国家，现代专业精神大多是工业化生产方式及其工业社会民主的产物。工业化要求人们专于自己的职业，敬重自己的职业，否则就无法实现各个方面的配合，完成系统化的生产。而民主化则要求所有公共部门的任职者向人民提供必要的服务。
中国现存体制出自农民革命，而非工业革命的产物。建国以后，又长期搞阶级斗争，专业精神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对党、对领袖的忠诚。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开始重视专业精神，意识形态不再那么重要了。但是，专业精神还没有建设好，便经历了商业化的冲击。商业化对专业精神的冲击并不比毛泽东时代政治对专业精神的冲击小。所以，尽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努力，但并不见专业精神的出现。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各个阶层缺乏职业操守。官员的目标不在于为民服务，公检法的目标不在于伸张正义，医院的目标不在于治病求人，组织人事部门的目标不在于人才的管理，教育的目标不在于养才育人。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各阶层的头等目标就是赚钱。对就职者来说，职位只是人们用来赚钱的一个工具。
专业精神的缺失大大动摇了人们对主要国家公共部门的信心。前些时间，中央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公众认为公检法、教育、组织人事、卫生等部门是最腐败的，对这些部门的信心极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法多如牛毛，但在缺乏专业精神的情况下，再多的立法也无济于事。公共部门的腐败就说明了这一点。公共部门腐败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执政党的所有政策都是要通过这些公共部门实施的。
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很多人想到了民主。但是中国缺乏大民主。制度民主很难建设，于是只好来搞小民主，也就是单位民主。什么事情都要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结果造成专业精神的大破坏。对很多公共部门来说，最重要的是效率和职绩，不是什么制度都必须加以民主化的。原本执政党要建立的精英制度，经过小民主就演变成为精英淘汰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善于搞关系和腐败的人往往得志，而专心于职业的人则被驱赶出局。
看来，要真正建设执政党的能力，必须该民主的地方尽快民主化，而不该民主化的地方就不可以民主化，否则只会适得其反，严重破坏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原刊于《信报》2004年9月15日
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
自十六大以来，中共高层把推动党内民主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议程。中共现有7300多万党员，这个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数，比欧洲的法国人口还多，也比中东大国伊朗的总人口还多。就是说，如果能够实现党内民主，这个民主已经是很大规模了。尽管党内民主还不是国家民主，但至少是国家民主的最重要的试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但什么是党内民主呢？这个问题从来就不是很清楚。尽管中共一直在强调要推行党内民主，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他可供借鉴的模式。共产党政治结构向民主政治转型至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相反，失败的先例有很多。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在转型过程中都消失或解体了。近年来，亚洲的越南共产党在探索党内民主方面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主要是推行党的总书记的选举。越南的实践一出台，中共的一些干部就提倡学习越南。但很显然，党的高层并没有认同越南的模式。
公布政治局人选产生过程
应当说，这些年来中共高层一直在实践中探索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实现党内民主。这可以从刚刚过去的十七大的一些政治实践中看出。这次中央委员选举的差额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十七大之后，有关方面也公布了十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候选人是由400位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推选出来的。至此，综合早先的一系列党内民主实践，中共党内民主的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党内民主的最低目标当是党的生存和发展。因为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党必须与时俱进。党的高层这些年来一直在强调如何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问题，民主是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内在部分。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只讨论中央层面的党内民主实践，不包括地方层面。这些年来，地方层面的各种党内民主实践也在进行。）
民主发展对执政党能力非常重要，也因此，对民主的错误理解会招致适得其反的结果。
在现今中国，执政党能力建设面临两种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是没有制度方面的民主，即整个政治制度还仍然停留在典型的权威型体制，也就是说没有大民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则存在着广泛的泛民主化努力，就是说具有太多的小民主，也即单位内部五花八门的不正规的“民主”。
执政党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民主的不足，更重要的是专业精神（professionalism）的缺失。专业精神分为硬、软两个方面：硬的方面，就是任何一个工作职位所必须履行的职业功能；软的方面，就是日常所说的职业道德或者说敬业精神。
在发达国家，现代专业精神大多是工业化生产方式及其工业社会民主的产物。工业化要求人们专于自己的职业，敬重自己的职业，否则就无法实现各个方面的配合，完成系统化的生产。而民主化则要求所有公共部门的任职者向人民提供必要的服务。
中国现存体制出自农民革命，而非工业革命的产物。建国以后，又长期搞阶级斗争，专业精神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对党、对领袖的忠诚。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开始重视专业精神，意识形态不再那么重要了。但是，专业精神还没有建设好，便经历了商业化的冲击。商业化对专业精神的冲击并不比毛泽东时代政治对专业精神的冲击小。所以，尽管有了二十多年的努力，但并不见专业精神的出现。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各个阶层缺乏职业操守。官员的目标不在于为民服务，公检法的目标不在于伸张正义，医院的目标不在于治病求人，组织人事部门的目标不在于人才的管理，教育的目标不在于养才育人。在商业化的冲击下，各阶层的头等目标就是赚钱。对就职者来说，职位只是人们用来赚钱的一个工具。
专业精神的缺失大大动摇了人们对主要国家公共部门的信心。前些时间，中央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公众认为公检法、教育、组织人事、卫生等部门是最腐败的，对这些部门的信心极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法多如牛毛，但在缺乏专业精神的情况下，再多的立法也无济于事。公共部门的腐败就说明了这一点。公共部门腐败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执政党的所有政策都是要通过这些公共部门实施的。
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很多人想到了民主。但是中国缺乏大民主。制度民主很难建设，于是只好来搞小民主，也就是单位民主。什么事情都要用民主的方式来决定，结果造成专业精神的大破坏。对很多公共部门来说，最重要的是效率和职绩，不是什么制度都必须加以民主化的。原本执政党要建立的精英制度，经过小民主就演变成为精英淘汰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善于搞关系和腐败的人往往得志，而专心于职业的人则被驱赶出局。
看来，要真正建设执政党的能力，必须该民主的地方尽快民主化，而不该民主化的地方就不可以民主化，否则只会适得其反，严重破坏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原刊于《信报》2004年9月15日
中共党内民主的大趋势
自十六大以来，中共高层把推动党内民主作为其政治改革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议程。中共现有7300多万党员，这个数量已经大大超过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数，比欧洲的法国人口还多，也比中东大国伊朗的总人口还多。就是说，如果能够实现党内民主，这个民主已经是很大规模了。尽管党内民主还不是国家民主，但至少是国家民主的最重要的试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但什么是党内民主呢？这个问题从来就不是很清楚。尽管中共一直在强调要推行党内民主，但实际上并不存在其他可供借鉴的模式。共产党政治结构向民主政治转型至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相反，失败的先例有很多。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在转型过程中都消失或解体了。近年来，亚洲的越南共产党在探索党内民主方面也作了很大的努力，主要是推行党的总书记的选举。越南的实践一出台，中共的一些干部就提倡学习越南。但很显然，党的高层并没有认同越南的模式。
公布政治局人选产生过程
应当说，这些年来中共高层一直在实践中探索什么是党内民主，如何实现党内民主。这可以从刚刚过去的十七大的一些政治实践中看出。这次中央委员选举的差额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十七大之后，有关方面也公布了十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候选人的产生过程。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候选人是由400位党的高级干部（包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推选出来的。至此，综合早先的一系列党内民主实践，中共党内民主的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党内民主的最低目标当是党的生存和发展。因为社会经济的急剧转型，党必须与时俱进。党的高层这些年来一直在强调如何提高中共的执政能力问题，民主是提高中共执政能力的内在部分。近年来的实践可以概括成如下几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只讨论中央层面的党内民主实践，不包括地方层面。这些年来，地方层面的各种党内民主实践也在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