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没有人会否认中国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党外民主，无论是国家民主还是社会民主。也没有人会否认新领导层有进行政治改革的强烈意愿。这次“非典”事件的确说明了中国的政治不改革不行了。同时，“非典”事件也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某种有利的条件。但是，改革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具备并不意味着政治改革真的会到来，领导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来进行改革了。
要求中国民主化的呼声，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的话，就有将近一个世纪了。现在不仅是中国人自己要求，连外国人也要求。当世界多数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时候，中国人当然也会要求民主。而对很多西方人而言，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推行民主，仍然是一种带有激情的事业。民主如果不能在中国实现，就不能算西方民主的胜利。
但是想民主想得多了，很多人就对政治改革产生了臆想，总希望新领导人一上台就能进行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的民主化。他们总是忘记他们现在所提出的要求在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人们不用去追溯久远的过去就可以断定，即使新领导层真的有“党内民主”的改革思想，大凡也不会超过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改革思想。邓小平1982年的那篇论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文章，迄今仍然是中共党内最好的改革文章。要说党内民主改革，当时的很多设想也是后人难以或者不敢提出的。
从邓小平起，历届领导人没有一位不谈要搞党内民主的。胡锦涛甚至以后的领导人也会继续提到党内民主。说得极端一些，只要共产党还存在，党内民主的话语是不可少的。但是，说归说，要取得具体的进展很难。正因为没有进展或者很难有进展，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就成为一种官方的话语。这种话语权是非常必要的，它既可以帮助领导人树立改革的形象，又可以向大众表明执政党是与时俱进的。
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国的领导人不是没有努力过。在党内民主方面，80年代中后期是最好的时期。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当时的总书记作了种种的努力，但是党内民主没有能够搞起来，却导致了社会民主的要求，最终发生了六四事件。从那以后，党内民主说得多，做得少。直到今天也是这样。
在社会民主方面，执政党也是在试验的。8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乡村民主，让农民自己来选择村民委员会成员。90年代，领导人一直强调的就是基层民主。但是，一旦社会民主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就走到了顶点。几年前，当四川的一个乡和深圳的一个镇开始乡镇长选举试点的时候，很多人欣喜若狂，认为这才是中国国家民主的真正起点，民主可以从乡镇经过县市一直达到中央。但是，多少年过去了，似乎没有什么动静。官方不仅不鼓励乡镇民主，从法律来说，乡镇长直选还是非法的！
社会民主没有走通，现在再来试验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可能要比社会民主难得多。在台湾，社会和国家都民主了，国民党就是民主不了。只是在李登辉搞垮了国民党，国民党变成了在野党之后，才有了党内民主，党员才有权力选举党的主席及其他领导。
中国共产党要生存，就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变迁，政治改革是可能的，但绝对不是外界所理解的党内民主或者民主化。实际上，“三个代表”如果要实现，就要有党内民主化，由不同社会阶级选择自己在党内的代表。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能够让执政党的党员来直接选举吗？这不是一个理想的问题，而是理想的现实操作性的问题。任何人可以提出这样那样的理想，但就是很少有政治操作性。对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期望太高了，以后的失望也会一样大。看待政治，还是现实一些为好。
原刊于《信报》2003年6月18日
大民主、小民主和执政党能力建设
中共中央四中全会把执政党能力建设定为会议的主调。执政党能力建设并非一个新鲜问题。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问题可说一直是中共领导层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必须面对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执政能力的建设，否则就会出现政治大问题。
在这方面，迄今为止，讲得最好的还是邓小平，他的那篇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文章（1982年），主题就是执政党能力问题。他提出了诸多重要概念，如民主与法制、党内民主与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等等。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是把这些问题放在政治改革的构架中来讨论的，并非仅仅是党本身的改革问题。他所提出的思想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超越。1989年以后，高层实际上也在谈执政党问题，但没有人能够在政治改革的构架中来讨论这个问题了。不过，十五大提“法治”，十六大提“三个代表”，这些也都是和执政党能力建设有关的。
很显然，一方面由于政治改革的欠缺，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层面迅速而深刻的变化，执政党能力建设已成为一个越来越困难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如邓小平当时所提出的，避免不了要谈民主。而民主，则又不可避免分为党内民主和社会（党外）民主两个方面。胡锦涛新领导层形成以来，党内民主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例如，党内监督制度得到了加强，选拔干部方面引进了一定的民主手段。现在又提出要用票决制来制衡党政一把手中间盛行的腐败问题。这个方向自然值得肯定。
要求中国民主化的呼声，已经有二十几年了；如果从五四运动算起的话，就有将近一个世纪了。现在不仅是中国人自己要求，连外国人也要求。当世界多数国家成为民主国家的时候，中国人当然也会要求民主。而对很多西方人而言，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推行民主，仍然是一种带有激情的事业。民主如果不能在中国实现，就不能算西方民主的胜利。
但是想民主想得多了，很多人就对政治改革产生了臆想，总希望新领导人一上台就能进行政治改革，实现中国的民主化。他们总是忘记他们现在所提出的要求在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人们不用去追溯久远的过去就可以断定，即使新领导层真的有“党内民主”的改革思想，大凡也不会超过邓小平和赵紫阳的改革思想。邓小平1982年的那篇论述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文章，迄今仍然是中共党内最好的改革文章。要说党内民主改革，当时的很多设想也是后人难以或者不敢提出的。
从邓小平起，历届领导人没有一位不谈要搞党内民主的。胡锦涛甚至以后的领导人也会继续提到党内民主。说得极端一些，只要共产党还存在，党内民主的话语是不可少的。但是，说归说，要取得具体的进展很难。正因为没有进展或者很难有进展，政治改革或者民主就成为一种官方的话语。这种话语权是非常必要的，它既可以帮助领导人树立改革的形象，又可以向大众表明执政党是与时俱进的。
在政治改革方面，中国的领导人不是没有努力过。在党内民主方面，80年代中后期是最好的时期。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当时的总书记作了种种的努力，但是党内民主没有能够搞起来，却导致了社会民主的要求，最终发生了六四事件。从那以后，党内民主说得多，做得少。直到今天也是这样。
在社会民主方面，执政党也是在试验的。80年代后期开始实行乡村民主，让农民自己来选择村民委员会成员。90年代，领导人一直强调的就是基层民主。但是，一旦社会民主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就走到了顶点。几年前，当四川的一个乡和深圳的一个镇开始乡镇长选举试点的时候，很多人欣喜若狂，认为这才是中国国家民主的真正起点，民主可以从乡镇经过县市一直达到中央。但是，多少年过去了，似乎没有什么动静。官方不仅不鼓励乡镇民主，从法律来说，乡镇长直选还是非法的！
社会民主没有走通，现在再来试验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可能要比社会民主难得多。在台湾，社会和国家都民主了，国民党就是民主不了。只是在李登辉搞垮了国民党，国民党变成了在野党之后，才有了党内民主，党员才有权力选举党的主席及其他领导。
中国共产党要生存，就要适应社会经济的变迁，政治改革是可能的，但绝对不是外界所理解的党内民主或者民主化。实际上，“三个代表”如果要实现，就要有党内民主化，由不同社会阶级选择自己在党内的代表。党的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会能够让执政党的党员来直接选举吗？这不是一个理想的问题，而是理想的现实操作性的问题。任何人可以提出这样那样的理想，但就是很少有政治操作性。对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期望太高了，以后的失望也会一样大。看待政治，还是现实一些为好。
原刊于《信报》2003年6月18日
大民主、小民主和执政党能力建设
中共中央四中全会把执政党能力建设定为会议的主调。执政党能力建设并非一个新鲜问题。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个问题可说一直是中共领导层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必须面对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不断进行执政能力的建设，否则就会出现政治大问题。
在这方面，迄今为止，讲得最好的还是邓小平，他的那篇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文章（1982年），主题就是执政党能力问题。他提出了诸多重要概念，如民主与法制、党内民主与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等等。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是把这些问题放在政治改革的构架中来讨论的，并非仅仅是党本身的改革问题。他所提出的思想到现在还没有人能够超越。1989年以后，高层实际上也在谈执政党问题，但没有人能够在政治改革的构架中来讨论这个问题了。不过，十五大提“法治”，十六大提“三个代表”，这些也都是和执政党能力建设有关的。
很显然，一方面由于政治改革的欠缺，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层面迅速而深刻的变化，执政党能力建设已成为一个越来越困难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正如邓小平当时所提出的，避免不了要谈民主。而民主，则又不可避免分为党内民主和社会（党外）民主两个方面。胡锦涛新领导层形成以来，党内民主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例如，党内监督制度得到了加强，选拔干部方面引进了一定的民主手段。现在又提出要用票决制来制衡党政一把手中间盛行的腐败问题。这个方向自然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