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原刊于《联合早报》2007年3月6日
十七大与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五年一度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相当于总统制国家的总统选举。因此，每当中国共产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人们就会热切关注围绕党代表大会的所有一切，尤其是由党代表大会所引出的人事变化。人们对这次党代表大会期望已久，早就开始从各方面的新政策动议和重要人事变动来观察十七大有可能带来的变化。
五年前的十六大，中共的权力从江泽民班子移交到胡锦涛班子。当时外界对江泽民的关切多于对胡锦涛，因为人们顾虑的是中共权力能否顺利移交的问题。到了五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可以说一个真正的胡锦涛时代已来临。人们对胡温的新政已经熟知。在过去的五年中，新领导层已经推出了诸多新政策。人们从胡锦涛今年6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可以体会到，十七大要对这些新政策作系统化的陈述。但人事方面就不一样了。
胡温新政推行已经多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离社会大众的普遍期望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新政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的强大抵触。十七大能否组成一个新的领导班子，以更有效的方式推进新政，很自然是人们所关切的。其实，这也符合中国政治的一般特点，即政策决定以后，干部就成为决定因素。此外，这次高层人士安排也涉及五年后中共十八大的接班人和权力移交问题。胡锦涛领导班子能否选择好接班人或者接班人群体，也是人们关切的热点。
就是说，十七大是中共高层人事变化的关键。不过，在“人”与“事”之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事”表现出超乎异常的关怀。各种新的政策就属于“事”的范畴。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大转型时期，不管谁来掌权，都要面临转型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从中国国内这些年的发展动态来说，社会各阶层关切的焦点不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仅仅是近年来的热点问题如社会正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
政策变化关系到利益再分配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共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内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但双方之间的争论在近年趋向激烈。双方间的争论表面上看聚焦于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但双方背后的关切则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这个基本问题。前些时间围绕着中国是否应当朝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向改革的争论，更是直接地表明了这种关切。
从深层次看，人们开始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方向给予关切，并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因为共产党僵硬不变，而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且不说上世纪90年代党所发生的变化，就在过去的五年中，也就是从十六大以来，中共就已经发展了1200万名新党员。到2006年底，中共基层组织已经达到360万个。大约有42万个企业组织成立了党的组织。在241万个非国有部门企业中，有将近18万个成立了党的组织。很多年来，海内外很多人在研究中国时往往把重点放在中国发展的经济和社会面，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上。但实际上，真正具有实质性发展的是党组织。除了党组织，中国还没有任何其他组织可以覆盖和渗透整个国家的所有重要部门和结构。中共新发展的党员一般都比较年轻，受教育程度也较高。到2006年底，有1690万党员在35岁以下，占党员总数的23.3%；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有2220万，占总数的30.7%。
这些变化应当说都是正面的，表明了党的可持续发展。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对党的变化忧心忡忡呢？尽管党所主导的中国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人们发现，发生在这个结构内部的变化已经从各个不同的层面、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影响到了自身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主导着中国发展政策的方方面面。党的每一次重大政策和人事的变化，可以说是一次利益和权力在社会各阶层中间的再分配。一些社会阶层在党的这些变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另外一些获利较少，还有一些不但没有得到利益，反而利益受到损害。这种状况也决定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希望党往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
白领和企业人数大增
一些社会阶层对党的变化的担忧并非毫无理由。从党员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中共已经从比较单一的社会基础向多元化转型。在改革开放之前，工人、农民、政府官员和解放军是中共社会基础的主体。但这些社会阶层或者团体的比例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例如，从1978年到2006年，工人所占的比例从18.7%下降到11.1%，农民从46.9%下降到31.7%，解放军从6.9%下降到2.2%。相比之下，其他社会经济背景的党员数量增长很快。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包括管理层和技术人才）背景的党员已经占了21.4%，私营企业主（或者资本家）占了5.1%。
党的社会基础的变化还直接反映在党的政治运作方式和政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上。以“三个代表”理论为标志，中共已经给予私营企业政治上的合法性，并且鼓励非国有部门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成分的变化也直接反映在十七大党代表的构成上。十七大代表大会增加了来自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的代表。在政府层面，从修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到《物权法》的通过，都表明了这些新兴社会阶层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
十七大与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
五年一度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相当于总统制国家的总统选举。因此，每当中国共产党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人们就会热切关注围绕党代表大会的所有一切，尤其是由党代表大会所引出的人事变化。人们对这次党代表大会期望已久，早就开始从各方面的新政策动议和重要人事变动来观察十七大有可能带来的变化。
五年前的十六大，中共的权力从江泽民班子移交到胡锦涛班子。当时外界对江泽民的关切多于对胡锦涛，因为人们顾虑的是中共权力能否顺利移交的问题。到了五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可以说一个真正的胡锦涛时代已来临。人们对胡温的新政已经熟知。在过去的五年中，新领导层已经推出了诸多新政策。人们从胡锦涛今年6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可以体会到，十七大要对这些新政策作系统化的陈述。但人事方面就不一样了。
胡温新政推行已经多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离社会大众的普遍期望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新政在推行过程中，遇到了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的强大抵触。十七大能否组成一个新的领导班子，以更有效的方式推进新政，很自然是人们所关切的。其实，这也符合中国政治的一般特点，即政策决定以后，干部就成为决定因素。此外，这次高层人士安排也涉及五年后中共十八大的接班人和权力移交问题。胡锦涛领导班子能否选择好接班人或者接班人群体，也是人们关切的热点。
就是说，十七大是中共高层人事变化的关键。不过，在“人”与“事”之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对“事”表现出超乎异常的关怀。各种新的政策就属于“事”的范畴。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大转型时期，不管谁来掌权，都要面临转型社会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从中国国内这些年的发展动态来说，社会各阶层关切的焦点不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仅仅是近年来的热点问题如社会正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已经提了出来，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
政策变化关系到利益再分配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共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国内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一直就没有中断过。但双方之间的争论在近年趋向激烈。双方间的争论表面上看聚焦于一些具体的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但双方背后的关切则是“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这个基本问题。前些时间围绕着中国是否应当朝着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向改革的争论，更是直接地表明了这种关切。
从深层次看，人们开始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方向给予关切，并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因为共产党僵硬不变，而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且不说上世纪90年代党所发生的变化，就在过去的五年中，也就是从十六大以来，中共就已经发展了1200万名新党员。到2006年底，中共基层组织已经达到360万个。大约有42万个企业组织成立了党的组织。在241万个非国有部门企业中，有将近18万个成立了党的组织。很多年来，海内外很多人在研究中国时往往把重点放在中国发展的经济和社会面，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上。但实际上，真正具有实质性发展的是党组织。除了党组织，中国还没有任何其他组织可以覆盖和渗透整个国家的所有重要部门和结构。中共新发展的党员一般都比较年轻，受教育程度也较高。到2006年底，有1690万党员在35岁以下，占党员总数的23.3%；接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有2220万，占总数的30.7%。
这些变化应当说都是正面的，表明了党的可持续发展。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对党的变化忧心忡忡呢？尽管党所主导的中国政治结构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人们发现，发生在这个结构内部的变化已经从各个不同的层面、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影响到了自身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主导着中国发展政策的方方面面。党的每一次重大政策和人事的变化，可以说是一次利益和权力在社会各阶层中间的再分配。一些社会阶层在党的这些变化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另外一些获利较少，还有一些不但没有得到利益，反而利益受到损害。这种状况也决定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希望党往符合他们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
白领和企业人数大增
一些社会阶层对党的变化的担忧并非毫无理由。从党员的社会经济背景来看，中共已经从比较单一的社会基础向多元化转型。在改革开放之前，工人、农民、政府官员和解放军是中共社会基础的主体。但这些社会阶层或者团体的比例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例如，从1978年到2006年，工人所占的比例从18.7%下降到11.1%，农民从46.9%下降到31.7%，解放军从6.9%下降到2.2%。相比之下，其他社会经济背景的党员数量增长很快。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包括管理层和技术人才）背景的党员已经占了21.4%，私营企业主（或者资本家）占了5.1%。
党的社会基础的变化还直接反映在党的政治运作方式和政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上。以“三个代表”理论为标志，中共已经给予私营企业政治上的合法性，并且鼓励非国有部门人士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成分的变化也直接反映在十七大党代表的构成上。十七大代表大会增加了来自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的代表。在政府层面，从修改宪法保护私有财产到《物权法》的通过，都表明了这些新兴社会阶层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