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为什么这位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原中共领导人的名字在消失了多年之后，再次浮现在人们的眼前呢？是新领导层要开启犹如胡耀邦当年那样的政治改革，还是仅仅因为现存领导人和胡耀邦之间的特殊关系呢？尽管不能完全否认这些因素和中共纪念胡耀邦的决定的关系，但这些解释可能要么过于简单，要么过于理想化。
虽然人们不知道也很难知道这个决定背后的故事，但从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纪念胡耀邦的讲话中，至少可以找到一些原因来说明为什么胡耀邦对今天的执政党仍然具有非常的意义。一句话，纪念胡耀邦是出于当代中国政治的需要，正如当年邓小平任用胡耀邦也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风云人物的出现，无论是过世的还是活着的，都是时代需要的产物。
很显然，今天的新领导层也面临着一个政治难题：如何在加强执政党领导地位的同时开创一个政治的新局面。加强执政党的领导能力，这是新领导层的最重要的政治主题。但如何加强？显而易见，执政党不可能再固守旧的教条和方式，就是说，执政党的能力必须通过政治创新来实现，而这需要开创一个政治新局面。在这个方面，胡耀邦对当代政治具有借鉴作用。
胡耀邦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绝对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人，现在的执政党正需要这种类型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并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根据时代的需要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符合时代的需要，与时俱进，和现实相关。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主体。没有迹象表明，执政党会在不远的将来选择其他的“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转型是必须的，但这种转型并不是要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对之作重新的解读。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急速衰落而又没有新的意识形态作为替代的今天，胡耀邦精神显得尤其重要。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对政党的持续执政非常关键。
纪念胡耀邦精神也和新领导层致力于促成共产党转型的努力分不开。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从邓小平时代已经开始。江泽民时代也作了相当大的努力，把市场经济合法化，容许私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但很显然，这种转型还远远没有完成，执政党和人民严重脱节的现象还在继续。政党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代表人民的利益。一旦执政党变得和人民不相关，那么其统治的合法性就会荡然无存。如何恢复执政党的人民性？这是胡耀邦精神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胡耀邦致力于重建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无论其个人执政行为还是其思想，都体现了这一点。80年代胡耀邦所认同和提倡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或者人本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对当时中共固守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创新，更体现了胡耀邦希望把共产党转型成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的执政理念。
尽管胡耀邦逝世之后，中国经历了邓小平“南巡”所造就的经济社会大变革，但在政治上，人们仍然怀念胡耀邦在80年代开创的那个新局面。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今天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尤其是执政党的转型，仍然需要一种胡耀邦精神。这也就是官方纪念胡耀邦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也是人们的希望之所在。
原刊于《信报》2005年11月22日
回到邓小平？
在中国“两会”前夕，总理温家宝以个人名义发表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五千字长文。这篇文章已经引起海外媒体尤其是华文媒体的高度关注，大家都希望从中解读出关于这次“两会”甚至是中共十七大的一些重要信息。
温家宝的长文涵盖四个主要部分，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关于和平发展”和“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交流”。本文不谈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问题，而是侧重分析此文所隐含的中共政策话语重心的变化。这很重要，因为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政策话语的变化经常会导致直接的政策变化。
发展再次成为硬道理
就内政而言，温家宝的文章所强调的是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赵紫阳当政时提出，自90年代以来，这个概念不断被使用，来论证中国各方面改革政策的合理性。这个概念的逻辑是这样的：初级阶段意味着中国还是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改革的首要任务因此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管社会公平和正义也是改革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的达到必须以解放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为前提。这个逻辑表述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简单明了的说法中。
这个逻辑体现在90年代初以来的中共政策上，最终落实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概念中。现在温家宝再次强调这个概念和这个概念背后的逻辑。他提到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也提到“南巡”后中共十四大所确定的“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路线。温家宝特别强调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他引用邓小平“南巡”后中共所强调的“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说法，也引用了邓小平说过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话语。
虽然人们不知道也很难知道这个决定背后的故事，但从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纪念胡耀邦的讲话中，至少可以找到一些原因来说明为什么胡耀邦对今天的执政党仍然具有非常的意义。一句话，纪念胡耀邦是出于当代中国政治的需要，正如当年邓小平任用胡耀邦也是出于当时的政治需要。风云人物的出现，无论是过世的还是活着的，都是时代需要的产物。
很显然，今天的新领导层也面临着一个政治难题：如何在加强执政党领导地位的同时开创一个政治的新局面。加强执政党的领导能力，这是新领导层的最重要的政治主题。但如何加强？显而易见，执政党不可能再固守旧的教条和方式，就是说，执政党的能力必须通过政治创新来实现，而这需要开创一个政治新局面。在这个方面，胡耀邦对当代政治具有借鉴作用。
胡耀邦是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绝对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人，现在的执政党正需要这种类型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并不是要放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根据时代的需要来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符合时代的需要，与时俱进，和现实相关。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之后，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主体。没有迹象表明，执政党会在不远的将来选择其他的“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转型是必须的，但这种转型并不是要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要对之作重新的解读。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急速衰落而又没有新的意识形态作为替代的今天，胡耀邦精神显得尤其重要。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对政党的持续执政非常关键。
纪念胡耀邦精神也和新领导层致力于促成共产党转型的努力分不开。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从邓小平时代已经开始。江泽民时代也作了相当大的努力，把市场经济合法化，容许私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但很显然，这种转型还远远没有完成，执政党和人民严重脱节的现象还在继续。政党必须是人民的一部分，代表人民的利益。一旦执政党变得和人民不相关，那么其统治的合法性就会荡然无存。如何恢复执政党的人民性？这是胡耀邦精神的另外一个重要部分。胡耀邦致力于重建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无论其个人执政行为还是其思想，都体现了这一点。80年代胡耀邦所认同和提倡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或者人本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对当时中共固守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创新，更体现了胡耀邦希望把共产党转型成为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的执政理念。
尽管胡耀邦逝世之后，中国经历了邓小平“南巡”所造就的经济社会大变革，但在政治上，人们仍然怀念胡耀邦在80年代开创的那个新局面。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今天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尤其是执政党的转型，仍然需要一种胡耀邦精神。这也就是官方纪念胡耀邦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也是人们的希望之所在。
原刊于《信报》2005年11月22日
回到邓小平？
在中国“两会”前夕，总理温家宝以个人名义发表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五千字长文。这篇文章已经引起海外媒体尤其是华文媒体的高度关注，大家都希望从中解读出关于这次“两会”甚至是中共十七大的一些重要信息。
温家宝的长文涵盖四个主要部分，包括“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于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关于和平发展”和“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交流”。本文不谈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问题，而是侧重分析此文所隐含的中共政策话语重心的变化。这很重要，因为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政策话语的变化经常会导致直接的政策变化。
发展再次成为硬道理
就内政而言，温家宝的文章所强调的是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赵紫阳当政时提出，自90年代以来，这个概念不断被使用，来论证中国各方面改革政策的合理性。这个概念的逻辑是这样的：初级阶段意味着中国还是一个生产力不发达的国家；改革的首要任务因此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就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管社会公平和正义也是改革的目标，但这个目标的达到必须以解放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为前提。这个逻辑表述在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简单明了的说法中。
这个逻辑体现在90年代初以来的中共政策上，最终落实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概念中。现在温家宝再次强调这个概念和这个概念背后的逻辑。他提到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也提到“南巡”后中共十四大所确定的“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路线。温家宝特别强调初级阶段的长期性。他引用邓小平“南巡”后中共所强调的“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说法，也引用了邓小平说过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