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 * *
[1] 江口十四一，《代序》，《捕虜体験記6》，ソ連にをける日本人捕虜の生活体験を記録する会，一九八八年。
[2] Daniel Botsman,Punishment And Powe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编注：日本的“士官”意为他国军制的“军官”，日本的“下士官”“军曹”才是他国军制的“士官”。
[4] 白井久也，《検証シリア抑留》。
[5] 维克多·卡尔波夫，《スターリンの捕虜たちべリア抑留》，北海道新闻社，二〇〇一年。
[6] 维克多·卡尔波夫，《スターリンの捕虜たちべリア抑留》。
[7] 爱莲娜·卡达所诺娃，《関东軍兵士はなぜシベリア抑留されたのか》，社会评论社，二〇〇四年。
[8] 《北陵より舞鶴まで》，《“赤塔会”会报》，第三号。
第四章 民主运动
一九四六年春天，赤塔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俘虏们待遇得到改善。这一年的九月，多增设了一栋兵舍，原本的三层卧铺也随之改为两层，用餐也得以改至食堂。这年夏天开始出现的臭虫，让人烦恼了一阵子，增盖兵舍时也曾短暂睡在堆积的木材上，不过这都算不上大事，毕竟酷寒与饥饿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为了处理俘虏身上长的虱子，战俘营内特别准备了一个大锅，把大家的衣服都煮沸了一次，借此除去了虫害。早晚的杂烩粥，也逐渐混入了咸鱼与美制腌牛肉罐头，与谷类一同熬煮而成。苏联方面配给的砂糖，由俘虏炊事班保管，甚至还有剩余的糖煮出甜味的小米粥，当作正月的特殊配给。
不过，“最初的冬天要与饥饿和寒冷战斗，但第二年开始也逐渐出现其他令人痛苦的事情”。俘虏之间基于共产主义思想，开始互相检举纠弹，出现了所谓的“民主运动”。
一、不同的管理体制
在说明俘虏们的民主运动之前，需要先说明谦二见到的苏方管理体制，以及描绘一些人物的样貌。这些是为何民主运动会以如此形态发生的大前提。
日本的俘虏们，分别由苏联的内务部俘虏管理局管辖的俘虏营，与军方（国防部）管辖的劳动大队管理。谦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属于内务部的管辖范围。内务部拥有国境警备队与管理犯人及重要地区的国内警备队，这些警备队与军队拥有相同的位阶组织制度。内务部管辖的战俘营，由国内警备队的军人们担任管理者角色。
谦二待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从所长以下共有约十名高阶军官与下级军官管理，他们居住在战俘营外的官舍，每天到第二分所工作。此外警备队兵营就在战俘营附近，来自警备队的士兵负责监视俘虏们往来营舍与工作场地。
一九四五（昭和二十）年十二月中旬，大概因为物资盗卖的关系，所长接二连三地更换，此时第三任所长亚夫马德林上级中尉上任了。亚夫马德林有着一副黑发圆脸的长相，大概是中亚血统。
关于这一点，谦二说：“对于亚夫马德林东亚脸孔般的长相，我们并没有特别的想法。我想苏联方面也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的理由，才将他派到这里。基本上，在苏联感受不到什么人种歧视，因为苏联人本来就混杂了各式各样的种族。”关于在苏联感受不到人种歧视的描述，不管赞成或反对苏联体制，在各种西伯利亚回忆录中，这点倒是共通的。
在谦二的俘虏营，实际上负责与苏联方面交涉各种实际事务的是第五十二大队的副官，隈部会上尉。根据隈部回国后所写的回忆录，亚夫马德林个性认真严谨，他在扫除黑市盗卖、改善战俘待遇的同时，也更严格执行劳动基础定额的规定。
苏联军官当中有一位警备军官，名为塞思塔可夫的中尉，在日本俘虏之间深具人气。根据隈部的回忆录，塞思塔可夫“说他曾经在德苏战线中成为德军俘虏，那种痛苦滋味他也尝过，因此对日本战俘的处置，都尽量保持宽大为怀。在他服勤的日子中，几乎没有出过任何麻烦，也绝对不会拿不合理的要求为难大家”[1]。
谦二从一九四六年除夕到一九四七年正月，曾经在塞思塔可夫指挥下进行将木材堆上货车的作业。“我记得回战俘营的货车因为路面结冻无法动弹，他说‘大家一起下车推’，自己也跳下来加入一起推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德军俘虏的苏联官兵约有五百七十万。其中一百万人在受德军奴役后获释，但在前线遭虐杀或在战俘营中处境恶劣而身亡者，达到二百万到三百万人，死亡率高达六成。
另一方面，遭苏联军队俘虏的德国官兵约有三百三十万人，其中死亡约一百万人，死亡率达到三成。至于拘留西伯利亚的日军战俘，在拘留六十四万人中约六万人过世，死亡率约一成。成为日军俘虏的英美军官兵，死亡率约在百分之二十七左右。
成为德军俘虏的苏联官兵即便存活下来，也必须面对苏联内部的残酷对待。斯大林于德苏开战后的一九四一年八月下达“遭俘虏是对祖国的背信行为，是一种背叛，应该处以极刑”的命令。[2]获释的俘虏，因为替德国工作过，有协助敌人的嫌疑，必须送往再教育集中营与惩罚大队，有许多人因而死亡，而详细的状况，至今未明。
[1] 江口十四一，《代序》，《捕虜体験記6》，ソ連にをける日本人捕虜の生活体験を記録する会，一九八八年。
[2] Daniel Botsman,Punishment And Powe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编注：日本的“士官”意为他国军制的“军官”，日本的“下士官”“军曹”才是他国军制的“士官”。
[4] 白井久也，《検証シリア抑留》。
[5] 维克多·卡尔波夫，《スターリンの捕虜たちべリア抑留》，北海道新闻社，二〇〇一年。
[6] 维克多·卡尔波夫，《スターリンの捕虜たちべリア抑留》。
[7] 爱莲娜·卡达所诺娃，《関东軍兵士はなぜシベリア抑留されたのか》，社会评论社，二〇〇四年。
[8] 《北陵より舞鶴まで》，《“赤塔会”会报》，第三号。
第四章 民主运动
一九四六年春天，赤塔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的俘虏们待遇得到改善。这一年的九月，多增设了一栋兵舍，原本的三层卧铺也随之改为两层，用餐也得以改至食堂。这年夏天开始出现的臭虫，让人烦恼了一阵子，增盖兵舍时也曾短暂睡在堆积的木材上，不过这都算不上大事，毕竟酷寒与饥饿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为了处理俘虏身上长的虱子，战俘营内特别准备了一个大锅，把大家的衣服都煮沸了一次，借此除去了虫害。早晚的杂烩粥，也逐渐混入了咸鱼与美制腌牛肉罐头，与谷类一同熬煮而成。苏联方面配给的砂糖，由俘虏炊事班保管，甚至还有剩余的糖煮出甜味的小米粥，当作正月的特殊配给。
不过，“最初的冬天要与饥饿和寒冷战斗，但第二年开始也逐渐出现其他令人痛苦的事情”。俘虏之间基于共产主义思想，开始互相检举纠弹，出现了所谓的“民主运动”。
一、不同的管理体制
在说明俘虏们的民主运动之前，需要先说明谦二见到的苏方管理体制，以及描绘一些人物的样貌。这些是为何民主运动会以如此形态发生的大前提。
日本的俘虏们，分别由苏联的内务部俘虏管理局管辖的俘虏营，与军方（国防部）管辖的劳动大队管理。谦二所在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属于内务部的管辖范围。内务部拥有国境警备队与管理犯人及重要地区的国内警备队，这些警备队与军队拥有相同的位阶组织制度。内务部管辖的战俘营，由国内警备队的军人们担任管理者角色。
谦二待的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从所长以下共有约十名高阶军官与下级军官管理，他们居住在战俘营外的官舍，每天到第二分所工作。此外警备队兵营就在战俘营附近，来自警备队的士兵负责监视俘虏们往来营舍与工作场地。
一九四五（昭和二十）年十二月中旬，大概因为物资盗卖的关系，所长接二连三地更换，此时第三任所长亚夫马德林上级中尉上任了。亚夫马德林有着一副黑发圆脸的长相，大概是中亚血统。
关于这一点，谦二说：“对于亚夫马德林东亚脸孔般的长相，我们并没有特别的想法。我想苏联方面也不是因为什么特别的理由，才将他派到这里。基本上，在苏联感受不到什么人种歧视，因为苏联人本来就混杂了各式各样的种族。”关于在苏联感受不到人种歧视的描述，不管赞成或反对苏联体制，在各种西伯利亚回忆录中，这点倒是共通的。
在谦二的俘虏营，实际上负责与苏联方面交涉各种实际事务的是第五十二大队的副官，隈部会上尉。根据隈部回国后所写的回忆录，亚夫马德林个性认真严谨，他在扫除黑市盗卖、改善战俘待遇的同时，也更严格执行劳动基础定额的规定。
苏联军官当中有一位警备军官，名为塞思塔可夫的中尉，在日本俘虏之间深具人气。根据隈部的回忆录，塞思塔可夫“说他曾经在德苏战线中成为德军俘虏，那种痛苦滋味他也尝过，因此对日本战俘的处置，都尽量保持宽大为怀。在他服勤的日子中，几乎没有出过任何麻烦，也绝对不会拿不合理的要求为难大家”[1]。
谦二从一九四六年除夕到一九四七年正月，曾经在塞思塔可夫指挥下进行将木材堆上货车的作业。“我记得回战俘营的货车因为路面结冻无法动弹，他说‘大家一起下车推’，自己也跳下来加入一起推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德军俘虏的苏联官兵约有五百七十万。其中一百万人在受德军奴役后获释，但在前线遭虐杀或在战俘营中处境恶劣而身亡者，达到二百万到三百万人，死亡率高达六成。
另一方面，遭苏联军队俘虏的德国官兵约有三百三十万人，其中死亡约一百万人，死亡率达到三成。至于拘留西伯利亚的日军战俘，在拘留六十四万人中约六万人过世，死亡率约一成。成为日军俘虏的英美军官兵，死亡率约在百分之二十七左右。
成为德军俘虏的苏联官兵即便存活下来，也必须面对苏联内部的残酷对待。斯大林于德苏开战后的一九四一年八月下达“遭俘虏是对祖国的背信行为，是一种背叛，应该处以极刑”的命令。[2]获释的俘虏，因为替德国工作过，有协助敌人的嫌疑，必须送往再教育集中营与惩罚大队，有许多人因而死亡，而详细的状况，至今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