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可是他却双眼看着不知名的远方喃喃自语，说出“现在，日本也在过正月吧”“好想吃麻薯啊”这两句话，至今仍然残留在我记忆的片隅当中。
几天后他过世了。我自己也因为连日的重度劳动，加上寒冷与四五天的腹泻，变得又瘦又衰弱。他是一月几日什么时候死的？过世时大概是什么状况？我究竟问了哪些人？自己也完全记不得了。如果要打比方，那就像一则传闻而已。所有人都失去了关心他人的能力，失去了人类该有的情感。当然，没有守灵仪式也没有葬礼，毕竟当时我们过的，并不是人类该有的生活。
如这段文章所写一般，此时谦二也因营养不良，开始出现腹泻症状。一月开始的发电所壕沟挖渠作业中，他也发生过拉在裤子里、直接穿着脏裤子回到战俘营的状况。至于弄脏的内裤，只能靠着火力发电所排水沟的温水勉强洗净。
到了二月，腹泻状况愈加严重，在苏联军医的判断下，他被免除了户外劳动作业，但还没到必须入院的程度，所以谦二留在战俘营兵舍内休养。同样留在兵舍的俘虏伙伴，劝诱他一起在营舍内翻找粮食。外出作业的俘虏同伴，有些人把早上配给的黑面包留下，藏在自己的背包下。谦二受不了引诱，也加入他们，找出这类食物吃掉，但却留下很深的罪恶感。
如果是偷苏联的食物或物资，完全没什么好犹豫，但对同样饿着肚子的俘虏，拿走他们珍藏的面包，自己却感到非常后悔。根本不该这么做的，因为寒冷、饥饿与健康状况不佳，自己连正常的人性都失去了。
免除户外劳动仅是暂时性的措施，没多久谦二又被赶出兵舍，继续执行沟渠挖掘作业。如果继续保持这种状态，谦二很可能会步上与京坂同样的命运。
不过这时候，谦二的幸运派上用场了。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很快就开始改善体制。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苏军的亚夫马德林上级中尉开始担任第三任的战俘营管理长官。谦二如此描述：
第一任所长大概在十一月中旬，第二任所长在十二月中旬，各自交接了任务。恐怕是因为物资盗卖事发，上级察觉管理体制不完善，所以才出现人事调动。俘虏同伴间有人看到前任所长被铐上手铐带走的情况。亚夫马德林通过翻译对俘虏们发表训示，表明将改善至今为止的违法情状。确实，在那之后粮食分配的状况有所好转，当时为止不足的分量有所增加，甚至有一段短暂的时期内还提供超过规定的粮食量。
我自己能够活下来，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进入了混合编成的部队，在战俘营当中相对没有位阶差异；另一个就是战俘营体制很快得到改善。我待的战俘营位于苏方军团司令部所在的赤塔城镇内，因此情况很快地有了改善。远离城镇散布各地的战俘营应该会出现更多的死者吧。
谦二认为自己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这些客观条件在偶然之间凑齐的关系。他并不认为能活下来是因为自己的判断力好或者足够“用心”、拥有惊人精神力、受到神佛保佑等。
我认为死于这个时期的人们，并没有什么特征或倾向。例如精神上较衰弱、入伍前从事什么工作等，我不认为是这些条件分隔了大家的生或死。毕竟军官们无须劳动，因此士兵这边死者较多，这是摆明了的事实，任谁死亡都毫不足奇。
根据西伯利亚拘留战俘的手记，有许多人描述，记得年轻时太过无所事事引发了焦躁感，或者因为自己悲惨的命运而几乎发狂等回忆，但谦二却如此表示：“我没想过这些事情。光是要活着就耗尽心力了。那种抽象性的思考，应该是原本就属于更高层级的人，或者只有无须户外重度劳动的军官们才会有那样的想法吧。”
不只是西伯利亚拘留的经验，关于战争体验的记录，不管是学徒兵的，还是预备军官的、高阶军官的等等，大多是拥有学历与地位优势的人所撰写的。这些记录自然是贵重的文献，但同时也是站在特定立场写下的。生活缺乏余裕，识字能力低落的庶民，并没有留下自己描述的历史记录。
在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死亡的俘虏人数，相较之下非常少。根据大战之后由俘虏们组成的同友会杂志《“赤塔会”会报》所载，至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为止，该所死亡人数“约四十五名”。[8]谦二回忆道“记忆中应该更少一些”，不过四十五名死者，大约占收容人数的百分之十不到。
西伯利亚的拘留战俘大约有六十四万人，其中死亡人数大约六万，从这个角度来看，平均死亡率是一成，谦二的战俘营不见得如他所说拥有较佳的境遇。
一九四六年三月，随着冬季过去，发电所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俘虏们的作业改为整理掳获物资或帮忙苏联军官家庭进行排水整理等较为轻松的工作。战俘营的待遇也逐渐得到改善，一九四六年夏天，战俘营兵舍也通过俘虏们的劳力得到扩建。三层卧铺改为两层，居住环境较为改善。不过，同时期也开始设置三重铁丝网、配有探照灯的卫兵楼等设施，警戒变得更加严密，但至少此后这个战俘营再也没出现过死者。
当大家精神上开始多少有些余裕后，关于可以归国的希望性观测、谣言，便开始四处传播。户外作业时看到载着俘虏的卡车，完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就说那会不会是移送日本人归国的车辆？类似这种穿凿附会的传言，不断在战俘间扩散。可是，距离谦二实际回到日本，仍有两年以上的时光。
几天后他过世了。我自己也因为连日的重度劳动，加上寒冷与四五天的腹泻，变得又瘦又衰弱。他是一月几日什么时候死的？过世时大概是什么状况？我究竟问了哪些人？自己也完全记不得了。如果要打比方，那就像一则传闻而已。所有人都失去了关心他人的能力，失去了人类该有的情感。当然，没有守灵仪式也没有葬礼，毕竟当时我们过的，并不是人类该有的生活。
如这段文章所写一般，此时谦二也因营养不良，开始出现腹泻症状。一月开始的发电所壕沟挖渠作业中，他也发生过拉在裤子里、直接穿着脏裤子回到战俘营的状况。至于弄脏的内裤，只能靠着火力发电所排水沟的温水勉强洗净。
到了二月，腹泻状况愈加严重，在苏联军医的判断下，他被免除了户外劳动作业，但还没到必须入院的程度，所以谦二留在战俘营兵舍内休养。同样留在兵舍的俘虏伙伴，劝诱他一起在营舍内翻找粮食。外出作业的俘虏同伴，有些人把早上配给的黑面包留下，藏在自己的背包下。谦二受不了引诱，也加入他们，找出这类食物吃掉，但却留下很深的罪恶感。
如果是偷苏联的食物或物资，完全没什么好犹豫，但对同样饿着肚子的俘虏，拿走他们珍藏的面包，自己却感到非常后悔。根本不该这么做的，因为寒冷、饥饿与健康状况不佳，自己连正常的人性都失去了。
免除户外劳动仅是暂时性的措施，没多久谦二又被赶出兵舍，继续执行沟渠挖掘作业。如果继续保持这种状态，谦二很可能会步上与京坂同样的命运。
不过这时候，谦二的幸运派上用场了。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很快就开始改善体制。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中旬，苏军的亚夫马德林上级中尉开始担任第三任的战俘营管理长官。谦二如此描述：
第一任所长大概在十一月中旬，第二任所长在十二月中旬，各自交接了任务。恐怕是因为物资盗卖事发，上级察觉管理体制不完善，所以才出现人事调动。俘虏同伴间有人看到前任所长被铐上手铐带走的情况。亚夫马德林通过翻译对俘虏们发表训示，表明将改善至今为止的违法情状。确实，在那之后粮食分配的状况有所好转，当时为止不足的分量有所增加，甚至有一段短暂的时期内还提供超过规定的粮食量。
我自己能够活下来，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进入了混合编成的部队，在战俘营当中相对没有位阶差异；另一个就是战俘营体制很快得到改善。我待的战俘营位于苏方军团司令部所在的赤塔城镇内，因此情况很快地有了改善。远离城镇散布各地的战俘营应该会出现更多的死者吧。
谦二认为自己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这些客观条件在偶然之间凑齐的关系。他并不认为能活下来是因为自己的判断力好或者足够“用心”、拥有惊人精神力、受到神佛保佑等。
我认为死于这个时期的人们，并没有什么特征或倾向。例如精神上较衰弱、入伍前从事什么工作等，我不认为是这些条件分隔了大家的生或死。毕竟军官们无须劳动，因此士兵这边死者较多，这是摆明了的事实，任谁死亡都毫不足奇。
根据西伯利亚拘留战俘的手记，有许多人描述，记得年轻时太过无所事事引发了焦躁感，或者因为自己悲惨的命运而几乎发狂等回忆，但谦二却如此表示：“我没想过这些事情。光是要活着就耗尽心力了。那种抽象性的思考，应该是原本就属于更高层级的人，或者只有无须户外重度劳动的军官们才会有那样的想法吧。”
不只是西伯利亚拘留的经验，关于战争体验的记录，不管是学徒兵的，还是预备军官的、高阶军官的等等，大多是拥有学历与地位优势的人所撰写的。这些记录自然是贵重的文献，但同时也是站在特定立场写下的。生活缺乏余裕，识字能力低落的庶民，并没有留下自己描述的历史记录。
在第二十四区第二分所死亡的俘虏人数，相较之下非常少。根据大战之后由俘虏们组成的同友会杂志《“赤塔会”会报》所载，至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为止，该所死亡人数“约四十五名”。[8]谦二回忆道“记忆中应该更少一些”，不过四十五名死者，大约占收容人数的百分之十不到。
西伯利亚的拘留战俘大约有六十四万人，其中死亡人数大约六万，从这个角度来看，平均死亡率是一成，谦二的战俘营不见得如他所说拥有较佳的境遇。
一九四六年三月，随着冬季过去，发电所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俘虏们的作业改为整理掳获物资或帮忙苏联军官家庭进行排水整理等较为轻松的工作。战俘营的待遇也逐渐得到改善，一九四六年夏天，战俘营兵舍也通过俘虏们的劳力得到扩建。三层卧铺改为两层，居住环境较为改善。不过，同时期也开始设置三重铁丝网、配有探照灯的卫兵楼等设施，警戒变得更加严密，但至少此后这个战俘营再也没出现过死者。
当大家精神上开始多少有些余裕后，关于可以归国的希望性观测、谣言，便开始四处传播。户外作业时看到载着俘虏的卡车，完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就说那会不会是移送日本人归国的车辆？类似这种穿凿附会的传言，不断在战俘间扩散。可是，距离谦二实际回到日本，仍有两年以上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