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日军装备的卡登.洛伊德装甲车——和中国从同一个地方购买。
根据目前的史料来看，当时的中国正规装甲部队只有一支，就是陆军教导第1师战车队。在上海发生战斗之前，中国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装甲力量。1929年，陆军教导第1师战车队在南京新小营成立。这支部队后来发展成了杜聿明指挥的“装甲兵团”，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南京、徐州各战役曾与日军拼死作战。但是，这支部队使用的车辆中，并没有装甲列车在内。而且，1932年，这支部队也没有派遣战车参加上海战斗的记录（也有未经考证的说法讲其支援过蕴藻浜第5军的作战，但1月底肯定不在上海）。
不过，日本方面的资料中，的确有中国装甲车在上海参加战斗的记录。日军装甲兵中将原乙未生回忆1932年在上海曾发生过中日相同种类装甲车的短暂交火。《朝日新闻》1月30日也曾报道数百名中国士兵乘坐在装甲车上进攻北四川路日军阵地。高桥升在《日中战争中的中国战车部队》中称中国军队装备的也是M-25装甲车。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因为中国从无购买这种装甲车的记录。
很遗憾在中方的史料中没有找到相关记载，但如果推理一下，倒是不难找到这支装甲车部队的出处。它很可能隶属于税警总团第3团，税警总团当时装备有少量卡登·洛伊德装甲车。
1929年，宋子文曾为税警总团从英国购买了24辆这种战车，不久将其中的18辆转交给教导第1师战车队。一二八抗战爆发时，宋子文向税警总团驻扎上海的四个团发出了作战命令，其中税警总团第3团当时正驻扎闸北，曾与十九路军配合作战。日军提到中国步兵在装甲车掩护下发动的这次进攻，可能就是使用了税警总团上交后留下的6辆卡登·洛伊德战车。
本页上图从左到右即卡登·洛伊德战车、89式中型坦克和M-25轮式装甲车，日军在上海的主要装甲车辆大体如此。从照片上的比例可以看出，卡登·洛伊德装甲车在装甲车辆中堪称袖珍，战斗力有限，即便对上同样属于轻型装甲车的M-25也如同小儿对壮汉。这大约就是为何中国方面的装甲车仅仅出击了一次就销声匿迹的原因吧。
五
在日军优势的炮火面前，中国军队尚在雏形的轻装甲部队即使出现在前线也只有象征意义。
而中国的装甲列车部队，此时是单独编制在交通兵之下的。（下面的资料来自老拙和逸云三洲网友，特此鸣谢）北平号隶属于交通兵第2团。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周士第领导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使用从苏联进口的两列装甲列车，后来发展成叶挺的独立团，一度是共产党领导的铁杆武装。不过，由于国共分裂，到1932年，这支部队已经完全为国民党控制，辖铁道大队二、汽车大队一、电雷大队一、水雷大队一，专门负责对南京—上海间铁道的巡逻保卫工作，有时也派出装甲列车充当高官的专列。交通兵2团的指挥官是首都铁甲车司令蒋锄欧。
1930年4月，蒋介石在部署与冯阎作战计划的报告中说：“首都交通兵第2团斯励，首都铁甲车司令蒋锄欧（率）湖广、北平、云贵、长城、太平、民生、西平、山东、泰山、民权各甲车（部署于）汉口、徐州、浦口、济南、开封、郑州。”可见当时蒋军通过吞并军阀武装，拥有的装甲列车至少已有10列之多，以上还不包括最初从苏联进口的两列装甲列车。这种装甲列车可能的形态如下：由九节列车组成，其中第一节为平板货车不装甲，用于趟雷破障，上载钢轨、枕木等修路器材，如果前行时铁道被破坏可立即修复；第二节为炮台车，车厢装甲，共分两层，下层安装重炮（因中国军队缺乏重炮多不装，而改装重机枪），上层有圆形炮塔，安设迫击炮或山炮；第三节为装甲机枪车，在车厢两旁有机枪射击口；第四节为机车；第五节系指挥车附餐车，用头等客车外挂装甲；六七九节和前一二三节相同。第九节前，另挂铁闷子车一节为第八节，内可运载两排步兵作为掩护部队。各节车都无门窗设备，二至七节直接通行，车身涂迷彩油漆。但是，这种布置不是一成不变的，实战中经常会根据需要改换列车的节数和搭配。
蒋锄欧战时并不直接指挥铁甲车，各装甲列车通常配属各部作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交通兵2团的铁甲列车当时还是中共军委特科的“京沪情报转运专车”。
1931年底，上海中央军委特科派王世英到南京建立情报网络。在很短的时间内，王世英就发展了王昆仑（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左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等一批情报关系，获得的情报很多。王世英因此必须每周从南京去一趟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但是，南京、上海和京沪线上的国民党特务、警察搜查得很严，这样频繁地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难免出事。
铁甲车队有个队长是王在黄埔军校四期的同学，于是王世英找到这个队长。这个队长整个就是《潜伏》里的谢若林，不管主义，只做生意，利用铁甲车来往京沪的便利走私鸦片。他对王世英说：“我不管你是真做买卖还是假做买卖，只要不声张就行。”从此，王世英就每周乘坐国军的铁甲列车，去上海向军委传递情报，直到1933年2月调回上海，接手负责中央特科和红队。
根据目前的史料来看，当时的中国正规装甲部队只有一支，就是陆军教导第1师战车队。在上海发生战斗之前，中国已经开始建立自己的装甲力量。1929年，陆军教导第1师战车队在南京新小营成立。这支部队后来发展成了杜聿明指挥的“装甲兵团”，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上海、南京、徐州各战役曾与日军拼死作战。但是，这支部队使用的车辆中，并没有装甲列车在内。而且，1932年，这支部队也没有派遣战车参加上海战斗的记录（也有未经考证的说法讲其支援过蕴藻浜第5军的作战，但1月底肯定不在上海）。
不过，日本方面的资料中，的确有中国装甲车在上海参加战斗的记录。日军装甲兵中将原乙未生回忆1932年在上海曾发生过中日相同种类装甲车的短暂交火。《朝日新闻》1月30日也曾报道数百名中国士兵乘坐在装甲车上进攻北四川路日军阵地。高桥升在《日中战争中的中国战车部队》中称中国军队装备的也是M-25装甲车。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因为中国从无购买这种装甲车的记录。
很遗憾在中方的史料中没有找到相关记载，但如果推理一下，倒是不难找到这支装甲车部队的出处。它很可能隶属于税警总团第3团，税警总团当时装备有少量卡登·洛伊德装甲车。
1929年，宋子文曾为税警总团从英国购买了24辆这种战车，不久将其中的18辆转交给教导第1师战车队。一二八抗战爆发时，宋子文向税警总团驻扎上海的四个团发出了作战命令，其中税警总团第3团当时正驻扎闸北，曾与十九路军配合作战。日军提到中国步兵在装甲车掩护下发动的这次进攻，可能就是使用了税警总团上交后留下的6辆卡登·洛伊德战车。
本页上图从左到右即卡登·洛伊德战车、89式中型坦克和M-25轮式装甲车，日军在上海的主要装甲车辆大体如此。从照片上的比例可以看出，卡登·洛伊德装甲车在装甲车辆中堪称袖珍，战斗力有限，即便对上同样属于轻型装甲车的M-25也如同小儿对壮汉。这大约就是为何中国方面的装甲车仅仅出击了一次就销声匿迹的原因吧。
五
在日军优势的炮火面前，中国军队尚在雏形的轻装甲部队即使出现在前线也只有象征意义。
而中国的装甲列车部队，此时是单独编制在交通兵之下的。（下面的资料来自老拙和逸云三洲网友，特此鸣谢）北平号隶属于交通兵第2团。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周士第领导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使用从苏联进口的两列装甲列车，后来发展成叶挺的独立团，一度是共产党领导的铁杆武装。不过，由于国共分裂，到1932年，这支部队已经完全为国民党控制，辖铁道大队二、汽车大队一、电雷大队一、水雷大队一，专门负责对南京—上海间铁道的巡逻保卫工作，有时也派出装甲列车充当高官的专列。交通兵2团的指挥官是首都铁甲车司令蒋锄欧。
1930年4月，蒋介石在部署与冯阎作战计划的报告中说：“首都交通兵第2团斯励，首都铁甲车司令蒋锄欧（率）湖广、北平、云贵、长城、太平、民生、西平、山东、泰山、民权各甲车（部署于）汉口、徐州、浦口、济南、开封、郑州。”可见当时蒋军通过吞并军阀武装，拥有的装甲列车至少已有10列之多，以上还不包括最初从苏联进口的两列装甲列车。这种装甲列车可能的形态如下：由九节列车组成，其中第一节为平板货车不装甲，用于趟雷破障，上载钢轨、枕木等修路器材，如果前行时铁道被破坏可立即修复；第二节为炮台车，车厢装甲，共分两层，下层安装重炮（因中国军队缺乏重炮多不装，而改装重机枪），上层有圆形炮塔，安设迫击炮或山炮；第三节为装甲机枪车，在车厢两旁有机枪射击口；第四节为机车；第五节系指挥车附餐车，用头等客车外挂装甲；六七九节和前一二三节相同。第九节前，另挂铁闷子车一节为第八节，内可运载两排步兵作为掩护部队。各节车都无门窗设备，二至七节直接通行，车身涂迷彩油漆。但是，这种布置不是一成不变的，实战中经常会根据需要改换列车的节数和搭配。
蒋锄欧战时并不直接指挥铁甲车，各装甲列车通常配属各部作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交通兵2团的铁甲列车当时还是中共军委特科的“京沪情报转运专车”。
1931年底，上海中央军委特科派王世英到南京建立情报网络。在很短的时间内，王世英就发展了王昆仑（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左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总干事）等一批情报关系，获得的情报很多。王世英因此必须每周从南京去一趟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但是，南京、上海和京沪线上的国民党特务、警察搜查得很严，这样频繁地来往于南京、上海之间，难免出事。
铁甲车队有个队长是王在黄埔军校四期的同学，于是王世英找到这个队长。这个队长整个就是《潜伏》里的谢若林，不管主义，只做生意，利用铁甲车来往京沪的便利走私鸦片。他对王世英说：“我不管你是真做买卖还是假做买卖，只要不声张就行。”从此，王世英就每周乘坐国军的铁甲列车，去上海向军委传递情报，直到1933年2月调回上海，接手负责中央特科和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