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德军士气如虹，战俘大量拥入，战利品堆积如山。师部在战斗日记中得意扬扬地写着：“战俘和战利品得来容易，摆脱他们还比较困难！”
不过高层就没有如此欢欣鼓舞了。装甲军司令克莱斯特将军（Ewald von Kleist）为坦克的折损忧心忡忡——这些坦克无法修复，他估计损失了五成战力。第四军司令克鲁格上将（Guenther Hans von Kluge）觉得坦克车距离后援部队太远了。大家都担心这条侧翼拉得太长，缺乏掩护；他们走得越快、越远，就显得愈加暴露。阿拉斯的英军突袭部队虽然被击退了，却让德军饱受惊吓。
没有人理解盟军为什么不继续攻击这些侧翼。对于经历一战的将领来说，这实在令人费解——一战期间，胜利往往在几码之间，不像如今行军动辄好几英里。希特勒和丘吉尔毫无共通之处，但在这一点上，两人并无二致，他们都不欣赏古德里安及其信徒设计的新战术造成的瘫痪效果。
军团各级将领也有同样看法。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四十分，当第一装甲师朝敦刻尔克的方向长驱直入，第四军指挥官克鲁格将军致电位于夏维尔（Charleville）的A集团军司令部，找到坐镇总部的伦斯德将军。作为老派军人，克鲁格表示他担心坦克已走得太远，“部队希望明天有机会拉近距离。”伦斯德同意，于是下达命令，装甲车于二十四日暂停前进。所有人都认为这次停顿不过是个暂时的措施，只是一个喘息的机会。
而在藏匿于德法边境树林中的行动总部列车上，戈林元帅（Herman Göring）也因为装甲部队不断挺进的消息而越来越焦虑。不过，他担心的倒不是侧翼暴露或机械故障。虚荣心极强的戈林是德国空军元帅，他担心这些引人注目的战术，剥夺了他的空军在即将到来的胜利中分享的荣耀。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当一名副官传来装甲部队的最新战绩时，他正在列车旁的一张大橡木桌上工作。看来，敦刻尔克跟整个海岸可以在一两天内拿下。戈林重捶桌面，咆哮着说：“这是空军的大好机会！我必须马上跟元首通话，立刻接线！”
电话立即接通希特勒在德国西北部艾弗尔村（Münstereifel）附近的森林总部。戈林滔滔不绝地陈述己见：德国空军展现身手的时候到了。如果元首能命令地面部队退后，赋予他行动空间，他保证他的战机能独力歼灭敌军……这会是一次低成本的胜利，功劳将属于跟新国家社会主义帝国站在同一边的空军，而不是那些陆军将领和保守的普鲁士贵族。
“戈林那张大嘴又在胡说八道了。”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少将（Alfred Jodl）说。戈林打电话来时，约德尔和其他几名参谋官正好围在希特勒身旁。
事实上，戈林对希特勒知之甚详，每句话都打在他的心坎上。而且，他正好赶上希特勒耳根子最软的时候。几天来，元首越来越担心装甲部队的安全。在最高统帅部，凯特尔（Keitel）和约德尔少将向他提出警告，表示佛兰德斯的地形不利于坦克作战。另外，一九一四年的往事也不时萦绕在他的心头：当时显然已溃败的法军上演了一出“马恩河奇迹”（the miracle of the Marne）。
一战还在他的心头笼罩另一层阴影：法国是真正的敌人，巴黎是真正的目标。上一回，整整四年时间，这座伟大的法国城市始终在咫尺之外可望而不可即——而这次绝对不可重蹈覆辙。是要运用坦克把英军筋疲力尽的九个师逼到海里？还是保留坦克战力，用来对付法军为了防卫巴黎及法国南部而刚刚集结的六十五个师？面对这样的抉择，谁不会选择戈林提供的这条好走的路？
在这种心态下，希特勒隔天早晨（二十四日）飞到夏维尔跟伦斯德将军商议。这是一次最称心如意的会议。保守的伦斯德说明他已经下令让装甲部队停止前进，好让其余兵力赶上队伍。他接着建议下一步行动。步兵团应继续攻击阿拉斯以东，不过装甲部队应坚守阿运河阵线，轻松收割被B集团军从包围圈另一端逼退至此的英国远征军。
这项计划与希特勒的心意不谋而合。他立刻批准，并且强调必须保留坦克战力，以便投入未来的作战计划。除此之外，他表示继续缩小包围圈只会对戈林的轰炸机造成阻碍——这个考虑恐怕会让斯图卡飞行员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莫不以精准的轰炸能力而自豪。
中午十二点四十一分，元首授意下达新的命令。这些指令不仅确认了伦斯德于前一天发布的“休止令”（halt order），更让暂停命令变得具体而明确。将军前一天并未明白指出部队应该在哪里暂停，几名装甲师指挥官偷偷前进了几英里。希特勒纠正这项疏忽，详细说明坦克应据守的明确地点：往阿拉斯西北方前进的部队，不得越过朗斯—贝蒂纳（Béthune）—艾尔（Aire）—圣奥默—格拉沃利讷的整体阵线。在西侧，所有机动部队原地集结，等待敌军自行落入上述的有利防线。
“我们完全无言以对。”古德里安后来回想休止令对坦克部队全体弟兄造成的影响时说道。此时，四个装甲师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已抵达了阿运河，并在河对岸建立了六个桥头堡；先遣侦察队畅行无阻，如入无人之境……敦刻尔克已在视线范围内。最前锋部队的参谋官托马上校甚至可以认出圣埃鲁瓦（Saint Eloi）教堂壮丽的方形钟塔。现在为什么要停下来？
不过高层就没有如此欢欣鼓舞了。装甲军司令克莱斯特将军（Ewald von Kleist）为坦克的折损忧心忡忡——这些坦克无法修复，他估计损失了五成战力。第四军司令克鲁格上将（Guenther Hans von Kluge）觉得坦克车距离后援部队太远了。大家都担心这条侧翼拉得太长，缺乏掩护；他们走得越快、越远，就显得愈加暴露。阿拉斯的英军突袭部队虽然被击退了，却让德军饱受惊吓。
没有人理解盟军为什么不继续攻击这些侧翼。对于经历一战的将领来说，这实在令人费解——一战期间，胜利往往在几码之间，不像如今行军动辄好几英里。希特勒和丘吉尔毫无共通之处，但在这一点上，两人并无二致，他们都不欣赏古德里安及其信徒设计的新战术造成的瘫痪效果。
军团各级将领也有同样看法。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四十分，当第一装甲师朝敦刻尔克的方向长驱直入，第四军指挥官克鲁格将军致电位于夏维尔（Charleville）的A集团军司令部，找到坐镇总部的伦斯德将军。作为老派军人，克鲁格表示他担心坦克已走得太远，“部队希望明天有机会拉近距离。”伦斯德同意，于是下达命令，装甲车于二十四日暂停前进。所有人都认为这次停顿不过是个暂时的措施，只是一个喘息的机会。
而在藏匿于德法边境树林中的行动总部列车上，戈林元帅（Herman Göring）也因为装甲部队不断挺进的消息而越来越焦虑。不过，他担心的倒不是侧翼暴露或机械故障。虚荣心极强的戈林是德国空军元帅，他担心这些引人注目的战术，剥夺了他的空军在即将到来的胜利中分享的荣耀。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当一名副官传来装甲部队的最新战绩时，他正在列车旁的一张大橡木桌上工作。看来，敦刻尔克跟整个海岸可以在一两天内拿下。戈林重捶桌面，咆哮着说：“这是空军的大好机会！我必须马上跟元首通话，立刻接线！”
电话立即接通希特勒在德国西北部艾弗尔村（Münstereifel）附近的森林总部。戈林滔滔不绝地陈述己见：德国空军展现身手的时候到了。如果元首能命令地面部队退后，赋予他行动空间，他保证他的战机能独力歼灭敌军……这会是一次低成本的胜利，功劳将属于跟新国家社会主义帝国站在同一边的空军，而不是那些陆军将领和保守的普鲁士贵族。
“戈林那张大嘴又在胡说八道了。”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少将（Alfred Jodl）说。戈林打电话来时，约德尔和其他几名参谋官正好围在希特勒身旁。
事实上，戈林对希特勒知之甚详，每句话都打在他的心坎上。而且，他正好赶上希特勒耳根子最软的时候。几天来，元首越来越担心装甲部队的安全。在最高统帅部，凯特尔（Keitel）和约德尔少将向他提出警告，表示佛兰德斯的地形不利于坦克作战。另外，一九一四年的往事也不时萦绕在他的心头：当时显然已溃败的法军上演了一出“马恩河奇迹”（the miracle of the Marne）。
一战还在他的心头笼罩另一层阴影：法国是真正的敌人，巴黎是真正的目标。上一回，整整四年时间，这座伟大的法国城市始终在咫尺之外可望而不可即——而这次绝对不可重蹈覆辙。是要运用坦克把英军筋疲力尽的九个师逼到海里？还是保留坦克战力，用来对付法军为了防卫巴黎及法国南部而刚刚集结的六十五个师？面对这样的抉择，谁不会选择戈林提供的这条好走的路？
在这种心态下，希特勒隔天早晨（二十四日）飞到夏维尔跟伦斯德将军商议。这是一次最称心如意的会议。保守的伦斯德说明他已经下令让装甲部队停止前进，好让其余兵力赶上队伍。他接着建议下一步行动。步兵团应继续攻击阿拉斯以东，不过装甲部队应坚守阿运河阵线，轻松收割被B集团军从包围圈另一端逼退至此的英国远征军。
这项计划与希特勒的心意不谋而合。他立刻批准，并且强调必须保留坦克战力，以便投入未来的作战计划。除此之外，他表示继续缩小包围圈只会对戈林的轰炸机造成阻碍——这个考虑恐怕会让斯图卡飞行员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莫不以精准的轰炸能力而自豪。
中午十二点四十一分，元首授意下达新的命令。这些指令不仅确认了伦斯德于前一天发布的“休止令”（halt order），更让暂停命令变得具体而明确。将军前一天并未明白指出部队应该在哪里暂停，几名装甲师指挥官偷偷前进了几英里。希特勒纠正这项疏忽，详细说明坦克应据守的明确地点：往阿拉斯西北方前进的部队，不得越过朗斯—贝蒂纳（Béthune）—艾尔（Aire）—圣奥默—格拉沃利讷的整体阵线。在西侧，所有机动部队原地集结，等待敌军自行落入上述的有利防线。
“我们完全无言以对。”古德里安后来回想休止令对坦克部队全体弟兄造成的影响时说道。此时，四个装甲师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已抵达了阿运河，并在河对岸建立了六个桥头堡；先遣侦察队畅行无阻，如入无人之境……敦刻尔克已在视线范围内。最前锋部队的参谋官托马上校甚至可以认出圣埃鲁瓦（Saint Eloi）教堂壮丽的方形钟塔。现在为什么要停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