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3章
索寻头一歪，指控他：“你一点都不上心，是不是不想找?”
“想啊。”安德烈一脸无辜，“但Facebook上找会不会太大海捞针了?”
“那去哪儿找?”
安德烈眨眨眼：“《自由报》跟我约了一个采访。”
索寻转过头看他：“啊?”
“信不是找他们的俄罗斯裔记者翻译的吗?就那个Alex……”安德烈给他慢慢讲，“他后来又跟我发了一封邮件，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
索寻很懂地笑起来：“我就说吧?被拐卖的女人在异国留下的后代，又去欧洲揭露了时尚界最大的人口贩卖团伙……这谁不爱看啊?”
安德烈敷衍地点点头，不置可否，接着往下说：“我说我有意愿找叶莲娜的后代，他说可以在报道里把叶莲娜那张照片附上，如果她的家人或者后代能看到这篇报道的话，可以联系我。”
索寻“唔”了一声，端起面前的咖啡喝，一边看着自己发布的那几条无人问津的帖子：“那我不是白忙活了?”
安德烈不搭这个话，只问：“怎么样?”
索寻不为所动：“跟星巴克差不多。”
安德烈“嘶”一声，毫不留情地戳穿他：“我看只要不写剧本，忙活什么你都愿意。”
索寻被踩中痛脚，回头看了安德烈好一会儿，半天没憋出一句有力的回击。另一个显示屏上还挂着《春夜喜雨》的剧本，大片的空白仿佛无言的罪证。索寻悲愤交加地憋了一会儿，突然“啊”的长啸一声，跑到沙发上，扑通一声倒下去，头埋在靠枕里，发出毫无意义的惨叫。安德烈一副已经很习惯的表情，把索寻喝了一口的咖啡端起来喝，一边在心里埋汰索寻，真是山猪吃不来细糠。
“就这么难写吗?”
“难。”索寻把抱枕丢到一边，一脸生无可恋，“不知道从哪儿下笔。”
实话是这个故事给他造成了一点心理阴影，他总是免不了想起陆歆——也不是代入了被背叛的一方，就是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索寻总觉得内心某些地方会泛起一声冷笑。他原本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廊桥遗梦》充满了炽热的爱恋与无奈的遗憾的故事，但如今这个故事满是狼藉，主人公被他分析得太透，那份绝望的爱恋被剥离了诗意，只剩一地鸡毛的算计和欲望，他也不知道应该从哪个角度去呈现了。
但是一个项目是不可能无限期等下去的，资方已经给了足够的耐心。制片人最终决定在哈尔滨开机，但那里的冬天太冷，会给拍摄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建组的事情要是现在还不提上日程，就又得等明年了。事实证明，索寻的“我想有空什么时候都可以有空”也只是嘴上逞能。刚回上海那边就打了个电话来催，索寻却还是交不出剧本，这两天焦明辉那边的《蜉蝣》也停了，就天天在家孵蛋似的孵那几行字。
“要不就这样吧。”索寻破罐破摔，“反正有大纲在，又不是不能拍。”
安德烈很怀疑：“你可以吗?”
索寻是“作家型”导演，对于对白的要求很高。以前拍《粉鬓》的时候安德烈就见识过，索寻不允许演员的口误，即使情绪到位了，如果词不对，他就会重来，因为他认为同义词之间也有微妙的情绪不同，不能糊弄过去——这种不口语化的风格也给索寻的电影带来了很两极化的评价，对文字敏感且讲究的人很喜欢，更在意表演的人则批评这限制了演员的发挥，有一种僵硬的造作。
“那不一样，”索寻回答，“林筱璆那会儿年纪太小了，让她自己发挥，她会给你来一段网络热梗宝典……这回不是老演员吗?专业演员多少是要有点素养的，故事背景给到位了，能自己说，不用我每个字都写实。”
“唔。”安德烈若有所思，“《蜉蝣》也是吗?”
安德烈看了他的新剧本，完成度比《春夜喜雨》多一点，但也是大段空白。
“不完全是。”索寻在沙发上换了个姿势躺着，撑着脑袋跟安德烈说话，“后面那部分焦老师说他来写。”
“为什么?”
“他说我年纪轻轻，写老来感慨还是太想当然了。”
安德烈微微皱眉，《蜉蝣》的原著小说他也看了，在索寻即将出版的那本短篇小说集里。故事讲的是一个特别小市民的上海人一辈子，最后无儿无女，孤独地死去了。安德烈倒没有觉得索寻写的老年时期有多“想当然”。
索寻听笑了：“那不是因为你也‘年纪轻轻’吗?”
安德烈站起来，走到沙发边上，索寻给他腾了位置，等他坐好了，便枕在他的大腿上，安德烈伸手给他捋了捋头发，好像这样就能把他脑子里乱成一麻的各种想法都理清楚似的。
“焦老师为什么看中这个故事?”
索寻的头动了一下，很敏感地问他：“你觉得不好?”
安德烈笑了，把他的头摁回原位：“没有。”
索寻在这事儿上难伺候得很，不看不行，对他的作品都不关心了那就说明不爱了;看了还一定要有反馈，批评也是绝对不行的，他会备受打击，一蹶不振……但表扬得太夸张也不行，索寻会怀疑安德烈在敷衍他。所以最好就是夸要夸得“言之有物”，批评也要委婉地提出建设性意见——想起这个，安德烈就想穿越回去把当初那封夸《鲜花圣母》人物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邮件删除。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
“想啊。”安德烈一脸无辜，“但Facebook上找会不会太大海捞针了?”
“那去哪儿找?”
安德烈眨眨眼：“《自由报》跟我约了一个采访。”
索寻转过头看他：“啊?”
“信不是找他们的俄罗斯裔记者翻译的吗?就那个Alex……”安德烈给他慢慢讲，“他后来又跟我发了一封邮件，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
索寻很懂地笑起来：“我就说吧?被拐卖的女人在异国留下的后代，又去欧洲揭露了时尚界最大的人口贩卖团伙……这谁不爱看啊?”
安德烈敷衍地点点头，不置可否，接着往下说：“我说我有意愿找叶莲娜的后代，他说可以在报道里把叶莲娜那张照片附上，如果她的家人或者后代能看到这篇报道的话，可以联系我。”
索寻“唔”了一声，端起面前的咖啡喝，一边看着自己发布的那几条无人问津的帖子：“那我不是白忙活了?”
安德烈不搭这个话，只问：“怎么样?”
索寻不为所动：“跟星巴克差不多。”
安德烈“嘶”一声，毫不留情地戳穿他：“我看只要不写剧本，忙活什么你都愿意。”
索寻被踩中痛脚，回头看了安德烈好一会儿，半天没憋出一句有力的回击。另一个显示屏上还挂着《春夜喜雨》的剧本，大片的空白仿佛无言的罪证。索寻悲愤交加地憋了一会儿，突然“啊”的长啸一声，跑到沙发上，扑通一声倒下去，头埋在靠枕里，发出毫无意义的惨叫。安德烈一副已经很习惯的表情，把索寻喝了一口的咖啡端起来喝，一边在心里埋汰索寻，真是山猪吃不来细糠。
“就这么难写吗?”
“难。”索寻把抱枕丢到一边，一脸生无可恋，“不知道从哪儿下笔。”
实话是这个故事给他造成了一点心理阴影，他总是免不了想起陆歆——也不是代入了被背叛的一方，就是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索寻总觉得内心某些地方会泛起一声冷笑。他原本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廊桥遗梦》充满了炽热的爱恋与无奈的遗憾的故事，但如今这个故事满是狼藉，主人公被他分析得太透，那份绝望的爱恋被剥离了诗意，只剩一地鸡毛的算计和欲望，他也不知道应该从哪个角度去呈现了。
但是一个项目是不可能无限期等下去的，资方已经给了足够的耐心。制片人最终决定在哈尔滨开机，但那里的冬天太冷，会给拍摄带来很大的麻烦。所以建组的事情要是现在还不提上日程，就又得等明年了。事实证明，索寻的“我想有空什么时候都可以有空”也只是嘴上逞能。刚回上海那边就打了个电话来催，索寻却还是交不出剧本，这两天焦明辉那边的《蜉蝣》也停了，就天天在家孵蛋似的孵那几行字。
“要不就这样吧。”索寻破罐破摔，“反正有大纲在，又不是不能拍。”
安德烈很怀疑：“你可以吗?”
索寻是“作家型”导演，对于对白的要求很高。以前拍《粉鬓》的时候安德烈就见识过，索寻不允许演员的口误，即使情绪到位了，如果词不对，他就会重来，因为他认为同义词之间也有微妙的情绪不同，不能糊弄过去——这种不口语化的风格也给索寻的电影带来了很两极化的评价，对文字敏感且讲究的人很喜欢，更在意表演的人则批评这限制了演员的发挥，有一种僵硬的造作。
“那不一样，”索寻回答，“林筱璆那会儿年纪太小了，让她自己发挥，她会给你来一段网络热梗宝典……这回不是老演员吗?专业演员多少是要有点素养的，故事背景给到位了，能自己说，不用我每个字都写实。”
“唔。”安德烈若有所思，“《蜉蝣》也是吗?”
安德烈看了他的新剧本，完成度比《春夜喜雨》多一点，但也是大段空白。
“不完全是。”索寻在沙发上换了个姿势躺着，撑着脑袋跟安德烈说话，“后面那部分焦老师说他来写。”
“为什么?”
“他说我年纪轻轻，写老来感慨还是太想当然了。”
安德烈微微皱眉，《蜉蝣》的原著小说他也看了，在索寻即将出版的那本短篇小说集里。故事讲的是一个特别小市民的上海人一辈子，最后无儿无女，孤独地死去了。安德烈倒没有觉得索寻写的老年时期有多“想当然”。
索寻听笑了：“那不是因为你也‘年纪轻轻’吗?”
安德烈站起来，走到沙发边上，索寻给他腾了位置，等他坐好了，便枕在他的大腿上，安德烈伸手给他捋了捋头发，好像这样就能把他脑子里乱成一麻的各种想法都理清楚似的。
“焦老师为什么看中这个故事?”
索寻的头动了一下，很敏感地问他：“你觉得不好?”
安德烈笑了，把他的头摁回原位：“没有。”
索寻在这事儿上难伺候得很，不看不行，对他的作品都不关心了那就说明不爱了;看了还一定要有反馈，批评也是绝对不行的，他会备受打击，一蹶不振……但表扬得太夸张也不行，索寻会怀疑安德烈在敷衍他。所以最好就是夸要夸得“言之有物”，批评也要委婉地提出建设性意见——想起这个，安德烈就想穿越回去把当初那封夸《鲜花圣母》人物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气质的邮件删除。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