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两天前，我和爸爸吵了一架。我无意间来到他的书房，拿起他通常放在披风上的短棍。那是一根一英尺略长的线匝，两端有金属握柄，非常沉，可以用作工具，必要时还可用作抵御野兽的防身武器。他把它保存下来，作为在南美呆过一段时间的纪念品，因为他在那里考察时常常把它别在腰带上。爸爸突然走了进来。他看见我拿着棍子，走上来就是一阵训斥，说他说过叫我绝不要碰那东西。但我敢肯定他绝不是因为这个才这样生气的。接着，他又变本加厉地责骂我是个“小间谍”。这句话让我非常伤心，更让我一下子无言以对。我放回短棍，一言不发。当我从他身旁挤过去走到门口时，我猛地转过身，说了些很难听的话，也就是说我觉得他不可理喻、恶毒。艾蒂听到我骂爸爸，于是告诉了妈妈。妈妈说我必须道歉，要不就别想吃晚饭。我选择了后者。我一个人呆在房间，没去参加每天晚上在客厅的聚餐。我试图使自己阅读那位数学家写的新书——《艾丽丝漫游奇境记》。但开始的时候，我心里非常地不安，根本没法集中于书中内容。不过后来，我发现自己完全被它迷住了。有时，我觉得自己就像是艾丽丝：我发现自己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好像我自己也掉进了一个兔子洞；有时我又觉得自己有20英尺高，能看到其他任何人看不到的东西；而还有些时候我又非常恐惧，觉得自己只有老鼠那么大，不得不到处跑，以免被人踩着。
《达尔文的阴谋》第6章(3)
1865年1月22日
一次，我偶然听父亲断言说：“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就是一个探寻大自然足迹的侦探。”我可能不是科学家，但说起来也好笑，我认为自己肯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侦探。
说老实话，我一直在搞间谍活动——虽然我并不喜欢用这个字眼。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一旦我的好奇心被激发，我就难以自已。当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躲到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偷听他们谈话。这是了解外面世界的惟一途径，而且远比《埃德蒙顿评论》和《泰晤士报》有趣。我就是这样才知道令人震惊的巴拉迪与布拉德利谋害可怜的小乔迪·伯吉斯的案件的。他们把他的衣服脱光，然后在一条河沟里用棍子打他，直到他不能动弹为止。其中一个人说，那两个男孩太小了，在被告席上几乎连头都看不见。另一个说他很高兴他们被判处了足足5年的劳教。
而最妙的是男人们聚集在台球室的时候。长沙发旁边的角落是一个绝佳的藏身之地。他们一心扑在打球上，完全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夏天的时候，他们把窗子打开通风。我就坐在窗外的报春花和黄花九轮草花钵下面。正是在那里，我听说了几年前印度的哗变。赫胥黎先生说，事情是由于摩尔人被强迫用嘴咬抹了猪油的弹壳引起的——或者其他我不太能懂的类似原因。就在这周，我听爸爸说，南部邦联和北方各州的战事给牙买加造成了麻烦。他说：“那些黑鬼准备起来反抗我们了。”但是托马斯·卡莱尔先生相信，埃尔总督将会处理好这件事。
爸爸好像支持北方各州。我知道他很反感奴隶制——我曾听他描述过他与菲茨洛伊船长就这个问题的争论——我敢肯定他希望看到这种制度从地球上根除掉。但我也曾听他说，南方的美国人很有文化和贵族气质，在观念和教养上都和英国人接近，而不像北方人那样粗俗。如果南方赢了，对我们的制造商来说，将意味着廉价的棉花。当听他这样说时，我又不得不认为他的心偏向了南方。
1865年1月25日
我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善于打探别人的秘密。这纯粹是一种天生的能力，就如艾蒂长于语言或乔治善于计算一样。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一到放假，表兄妹们就会到我们家来玩。小孩一多，整个唐豪斯就会被闹翻天。我们玩捉迷藏。我们在屋里屋外的旮旯寻找藏身之地。我总是第一个找到他们、最后一个被他们发现。常常是我在临时的巢里躺上一个甚至是一个多小时，心像小鸟一样扑腾扑腾的，听着找我的人在夕阳西斜的傍晚绝望的叫喊。有时是游戏结束好久了我才出来，然后从已经掌灯的后门冒出来，惹得他们一片叫好。
我发现，关键是你要善于从其他玩伴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一旦你猜中他们自己会藏在什么地方，那么要找到他们永远也想不到的藏身之地就易如反掌了。要当迷藏霸主可不是靠手段，而是靠近乎直觉的本事。我发现，如果我静下心来沉思，就很容易把自己置于其他人的思维中，并预测出这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我自己也有许多秘密。我不敢跟任何人讲。有人喜欢上了约翰·卢伯克爵士的一个儿子（名字就不说了）。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或者用妈妈的话说，我还没变得不乖时——有时我们到他们的家——海欧克斯——去做客。于是，我们俩常常偷偷溜到草坪对面被雷击过的核桃树那里去。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树桩，耸立在空中，有20英尺高。由于自然的作用，树桩已经空了。我们假装它是我们的房子，在里面玩“过家家”，所做的把戏让我一想到就脸红。我会让他亲我的脸蛋——假想他要去上班了。有一两次我们甚至还走得更远，当然还没到让我后悔的地步。但是在教堂见到他时，我仍会感到很尴尬。因为妈妈不信《信经》，于是当会众背诵时我们就转过头来面向他们。有一两回，我发现他的眼睛挑逗地盯着我。我觉得面孔火辣辣的。虽然他的出身还算高贵，但他那样对待我就完全没有点绅士修养了，尽管——如果要我说老实话的话——我承认，这一举动的确也让我有点心波荡漾。
《达尔文的阴谋》第6章(3)
1865年1月22日
一次，我偶然听父亲断言说：“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就是一个探寻大自然足迹的侦探。”我可能不是科学家，但说起来也好笑，我认为自己肯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侦探。
说老实话，我一直在搞间谍活动——虽然我并不喜欢用这个字眼。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一旦我的好奇心被激发，我就难以自已。当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躲到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偷听他们谈话。这是了解外面世界的惟一途径，而且远比《埃德蒙顿评论》和《泰晤士报》有趣。我就是这样才知道令人震惊的巴拉迪与布拉德利谋害可怜的小乔迪·伯吉斯的案件的。他们把他的衣服脱光，然后在一条河沟里用棍子打他，直到他不能动弹为止。其中一个人说，那两个男孩太小了，在被告席上几乎连头都看不见。另一个说他很高兴他们被判处了足足5年的劳教。
而最妙的是男人们聚集在台球室的时候。长沙发旁边的角落是一个绝佳的藏身之地。他们一心扑在打球上，完全把我忘得一干二净。夏天的时候，他们把窗子打开通风。我就坐在窗外的报春花和黄花九轮草花钵下面。正是在那里，我听说了几年前印度的哗变。赫胥黎先生说，事情是由于摩尔人被强迫用嘴咬抹了猪油的弹壳引起的——或者其他我不太能懂的类似原因。就在这周，我听爸爸说，南部邦联和北方各州的战事给牙买加造成了麻烦。他说：“那些黑鬼准备起来反抗我们了。”但是托马斯·卡莱尔先生相信，埃尔总督将会处理好这件事。
爸爸好像支持北方各州。我知道他很反感奴隶制——我曾听他描述过他与菲茨洛伊船长就这个问题的争论——我敢肯定他希望看到这种制度从地球上根除掉。但我也曾听他说，南方的美国人很有文化和贵族气质，在观念和教养上都和英国人接近，而不像北方人那样粗俗。如果南方赢了，对我们的制造商来说，将意味着廉价的棉花。当听他这样说时，我又不得不认为他的心偏向了南方。
1865年1月25日
我突然觉得自己特别善于打探别人的秘密。这纯粹是一种天生的能力，就如艾蒂长于语言或乔治善于计算一样。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一到放假，表兄妹们就会到我们家来玩。小孩一多，整个唐豪斯就会被闹翻天。我们玩捉迷藏。我们在屋里屋外的旮旯寻找藏身之地。我总是第一个找到他们、最后一个被他们发现。常常是我在临时的巢里躺上一个甚至是一个多小时，心像小鸟一样扑腾扑腾的，听着找我的人在夕阳西斜的傍晚绝望的叫喊。有时是游戏结束好久了我才出来，然后从已经掌灯的后门冒出来，惹得他们一片叫好。
我发现，关键是你要善于从其他玩伴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一旦你猜中他们自己会藏在什么地方，那么要找到他们永远也想不到的藏身之地就易如反掌了。要当迷藏霸主可不是靠手段，而是靠近乎直觉的本事。我发现，如果我静下心来沉思，就很容易把自己置于其他人的思维中，并预测出这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我自己也有许多秘密。我不敢跟任何人讲。有人喜欢上了约翰·卢伯克爵士的一个儿子（名字就不说了）。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或者用妈妈的话说，我还没变得不乖时——有时我们到他们的家——海欧克斯——去做客。于是，我们俩常常偷偷溜到草坪对面被雷击过的核桃树那里去。那是一个非常大的树桩，耸立在空中，有20英尺高。由于自然的作用，树桩已经空了。我们假装它是我们的房子，在里面玩“过家家”，所做的把戏让我一想到就脸红。我会让他亲我的脸蛋——假想他要去上班了。有一两次我们甚至还走得更远，当然还没到让我后悔的地步。但是在教堂见到他时，我仍会感到很尴尬。因为妈妈不信《信经》，于是当会众背诵时我们就转过头来面向他们。有一两回，我发现他的眼睛挑逗地盯着我。我觉得面孔火辣辣的。虽然他的出身还算高贵，但他那样对待我就完全没有点绅士修养了，尽管——如果要我说老实话的话——我承认，这一举动的确也让我有点心波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