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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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检察官塔温纳在对桥本质证时直点穴位地问道:“你搞掷炸弹、组织示威的目的,是要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并把政府置于军队控制之下,是这样吗?”

  询问完了“三月事件”,庭长韦伯问道:“‘满洲事变’后不久又于10月发生了企图推翻政府的政变,谁是阴谋的策划者?”

  桥本怔了一下,回答道:“我。”

  “三月事件”流产后,经过短暂的喘息,桥本和大川又纠集一群少壮军官和民间的法西斯狂徒,预谋在10月24日再度发动军事政变,以陆军和海军轰炸机部队来颠覆政府,杀死若槻礼次郎首相,建立以荒木贞夫为首相的政权。由于计划被泄漏,日本政府抢先下手逮捕了以桥本为首的主谋者,“十月事变”又胎死腹中。但若槻内阁在这强劲的冲击下,于11月末便垮台,在继之而起的伏养毅内阁中,荒木贞夫占据了陆相这个关键性的位置,政权法西斯化在实质上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在荒木的庇护下,桥本未受到任何处罚。

  桥本等人不满足这渐次推进的状况,他们变本加厉地进行血腥谋杀,在荒木的支持下,又制造了“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风暴和刺刀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军部控制了日本政府,法西斯战争体制确立。

  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以充分的证据,肯定了他们的目的:“1936年2月27日,即东京军事政变的第二天,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声称,叛乱的目的是更换内阁,以军人内阁取代之,少壮派军官急欲占领全中国,准备立即对苏联作战,战胜苏联,使日本能成为亚洲的唯一力量。”

  《判决书》进而指出:“二·二六”事件是极端派同“温和派”长期斗争的终结,“这场斗争的终结,是阴谋分子对日本政府的控制权,使全国的社会舆论和物质资源服从严格的规章,以准备侵略战争”。

  《判决书》认定:桥本“是陆军军官,很早就参加了阴谋。他用尽一切手段去促成目的的实现。在阴谋者中,没有人具有他那样厉害的极端见解,也没有像他那样露骨。他倡导日本用武力占领满洲来进行扩张,用武力对付日本的所有邻国。”

  关于荒木贞夫,《判决书》指出:他是“对内从事政治支配、对外从事军事侵略之陆军的热心倡导者。他在实际上是并承认为陆军这种运动的显著指导者之一。”“不管他有无政治地位的时候,都以军部的政策,协助和极力倡导牺牲邻国来使日本富强。他不仅同意并积极支持日本陆军在满洲和热河所采取的政策,亦即使上述地区在政治上脱离中国,设立由日本控制的政府,并将其经济置于日本的支配之下。”

  他们把战车推上阵地(2)

  在对他们的指控中,还有直接参与制造“九·一八”事变、成立“满洲国”、从事法西斯理论宣传、武装进攻苏联等罪行。桥本还亲率日军炮兵纵队进攻南京城。南京陷落后,又在南京至芜湖的长江岸边部署了长达两英里的重炮交叉火网,轰击搭船逃生的中国军民,成千上万的人被炸死,宽阔的长江水温热殷红,漂满了残碎的尸体。

  荒木贞夫和桥本欣五郎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巢鸭监狱服刑七年后,他们都被假释出狱。1966年11月1日,荒木贞夫在日本奈良县十津村发表反共演说时暴病而亡。

  怎样处置吸血鬼(1)

  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大军在翻腾的硝烟中迅猛挺进,它有足够的锐利和穿刺力,就像钢针一样狠狠地插入邻国的肌肤,抽取着滚滚血浆。它抽取的血浆输进了谁的躯体,又是谁给了它充足的武装和力量?

  人们注意到了财阀。

  惩罚战争财阀的呼声四起。美国人彼逊在他1945年9月出版的《日本的战争经济》一书中,批驳了美国流行的关于将日本财阀当作“和平者”的怪论,主张追究他们的战争责任。曾是日本无产运动领导人的铃木茂四郎写了一篇题为《财界做了些什么?》的论稿。他写道:

  “无须赘言,挑起战争都是军阀和右翼法西斯分子所为。可是,当时日产的久原房之助、石原产业的石原广一郎以及富士兴业的中岛知久平等人散发宣传费、主动置身于挑起战争者最前列的形象,至今仍在国民眼前晃动,引起人们憎恶的回忆。即使是巨大的财阀,一旦其机密开销被强权揭露出来,也就可以 推定,他的罪责在所难逃。”

  迫于这种情势,首席检察官基南责成霍威茨和霍克斯赫斯特两人负责调查财阀中的战犯。经过一番调查取证,星野直树被作为被告筛选出来。他曾作为大藏省的优秀官僚而活跃一时,后于1932年转任“满洲国”高官,晋升为伪“国务院”的总务厅长及总务长官,这是当时日系官吏的最高职务。1940年回国后任国务相兼规划院总裁,又任东条英机内阁书记官。

  星野直树是作为战争嫌疑犯于1945年9月11日被逮捕的,起初他被关押在东京大森收容所。这里曾是日军虐待盟军战俘的地方,现在也让他们品尝一下同样的滋味。国际军事法庭确定他为被告后,即把他关进了巢鸭监狱。

  开庭那天,星野坐在被告的第二排。基南念《起诉书》的时候,他把双肘支在桌子上,“咯吱咯吱”地搔着秃脑袋,眼镜一会儿摘下来,一会儿又戴上,长满浓密胡须的黑脸庞不停地晃动,显得异常焦躁不安。《起诉书》指控他犯有九项战争罪行,他拒不承认。他的辩护阶段开始后,他的律师向法庭递交了他的一个证人的口供书,口供书陈述道:“星野为满洲热情工作,他的这种态度使一些人指责他不顾日本的利益,过于满洲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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