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战后，以描写广田生涯历史小说《落日似火》而出名的日本作家城山三郎试图对这种情形作出解释，并为他洗刷耻辱。他写道：“人只要说话，便肯定要为自己辩护，其结果便是说出他人的过错。广田想，只要检察局在等待着这种情况的发生，自己就什么也不说”，从而达到“不为己计”的心境。可惜这种“什么也不说”只出现在检察局秘密讯问之后的公审法庭上。
广田选择了沉默。他并没有气馁，并没有放弃什么权利，他是以沉默作为辩护和抗诉的武器。他相信自己的话在潜在地起着作用，他在期待着法庭作出错误的判断。广田是深刻的。连桑德斯基对他做出的结论也显得混沌而无力。桑德斯基写道：“从对广田的讯问来看，没有证据表明他是侵略行径的煽动者，或者是支持陆军对外扩张政策的主导者；不过也没有证据能够积极地证明他不是军部的同谋。广田即便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起码是侵略的各个阶段中的机敏的追随者。他对陆军侵略政策的反对仅限于讨论的范围，如果他从根本上反对的话，他就不会从1933年到1938年一直留在首相和外相这样强有力的位置上。”
然而历史是严峻的，法庭是无情的。大量的人证和物证表明，是广田弘毅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推进了日本的战争体制，推动了扩张的政策和战争的阴谋。他判定犯有“破坏和平罪”。他还被判定犯有“违反人道罪”，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指出：在发生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时候，身为外相的广田面对强烈的国际反响，只以军部“暴行很快会被制止的”这个轻飘的口头保证作幌子，而“没有在内阁会议上主张立即采取措施以停止暴行，以及他未采取其它任何可能的措施来停止暴行，这是他对本身义务的怠忽。他明知上述保证没有实行，并且每天都进行着成千上万的杀人、强奸妇女以及其它暴行，他却以此种保证为满足。他的怠忽已构成犯罪。”
广田藏在自己幽暗的沉默里盘算着。1948年11月12日，国际军事法庭以犯有八项战争罪行，判处广田绞刑。听到这个判决，他的脸宛如爆闪出雷电的夜空一样惨白，接着他才意识到他的梦被沉雷炸得粉碎。
他是被绞死的唯一的文官。所谓文官，应该属文人一类。所谓文人，他应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代表，应该具有高度的理性。为了维护人类的尊严与发展，理性建立起了社会法律体系、伦理和道德观念，它谴责和惩罚一切非人道的行为。然而，广田迎合法西斯运动，成为国家法西斯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过渡性人物，堕落为人类理性的叛逆。
他们把战车推上阵地(1)
自30年代以来，在日本法西斯体制加快形成的过程中，有几个坚定有力的骨干分子，他们是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大川周明等人。1931年任陆相的荒木贞夫是这帮人的头目。在他们的直接参与和阴谋策动下，日本内阁中一次次激溅起恐怖的血光。
1946年5月3日至4日，首席检察官基南宣读了长达42页的《起诉书》，指控28名战犯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违反人道罪三大类55条罪状。英语是法庭使用的第一语言，被告人按英译字母的顺序依次被起诉，荒木贞夫由此成为被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的第一名甲级战犯。荒木贞夫被指控犯有九项罪。当法庭庭长韦伯询问荒木贞夫是否承认自己的罪行时，荒木以僵硬而果决的语气回答：“无罪。”检察官方面出示了大量的证据，并当庭播放了一部有声电影《日本之关键时刻》，这部影片是荒木任陆相时拍摄的。
“光明从东方升起！光明从东方升起！”粗大的文字恶狠狠地打上银幕。荒木贞夫身穿将军礼服，与这充满激情的字幕交替闪现。喇叭里送出他震撼人心的演说：“现在把满洲称作我们的生命线，对此我们不能作简单的理解。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线主要是指按照日本高尚的种族精神、民族精神和亚洲精神，在那里建立一块乐土。日本应该用代表整个东方的日本精神、日本道德和日本文化直接掌握和组织这个国家！”
就是这种狂妄的扩张主义精神，激动着法西斯暴徒们一次次掀起血腥的夺权政变，他们要清除掉绊脚石。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指出：“为鼓动战争情绪，荒木大力运用大川和桥本所推行的政治哲学”，进行煽动活动。
“九·一八”事变前不久，三菱飞机制造厂生产出了日本的重型轰炸机、坦克、装甲车、高射炮等现代化的武器也逐步能够自造了。相比之下，内阁对战争态度的转变似乎过于缓慢。发狂的桥本欣五郎中佐等陆军将校组织了秘密团体“樱会”，其宗旨是“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的，为此不惜诉诸武力”。他们一边讨论“满蒙问题”、军部独裁问题，一边霍霍地磨刀。1931年初，桥本和大川阴谋发动政变，拥立陆相宇垣一成大将上台组阁。得到宇垣大将的赞同后，桥本就拿出一个政变计划，准备纠集一万人在3月20日冲击议会，向议会投掷烟幕弹，然后以维护治安为由，调动部队包围议会，压议会同意由字垣组阁。但事到临头，计划中的部队头目言称并不知道此事，使得宇垣心里生疑，就叫桥本先操纵一下，向他展示一下力量。3月3日，桥本和大川以每人五角钱的酬金雇佣了三干地痞无赖，在一处公园里集众闹腾。宇垣大失所望，即表示“我觉得没有理由参与这种无聊的事”。他背叛这一阴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得到了情报，使他相信自己不用政变也有办法当首相。这就是流产的“三月事件”。
广田选择了沉默。他并没有气馁，并没有放弃什么权利，他是以沉默作为辩护和抗诉的武器。他相信自己的话在潜在地起着作用，他在期待着法庭作出错误的判断。广田是深刻的。连桑德斯基对他做出的结论也显得混沌而无力。桑德斯基写道：“从对广田的讯问来看，没有证据表明他是侵略行径的煽动者，或者是支持陆军对外扩张政策的主导者；不过也没有证据能够积极地证明他不是军部的同谋。广田即便不是战争的发动者，也起码是侵略的各个阶段中的机敏的追随者。他对陆军侵略政策的反对仅限于讨论的范围，如果他从根本上反对的话，他就不会从1933年到1938年一直留在首相和外相这样强有力的位置上。”
然而历史是严峻的，法庭是无情的。大量的人证和物证表明，是广田弘毅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推进了日本的战争体制，推动了扩张的政策和战争的阴谋。他判定犯有“破坏和平罪”。他还被判定犯有“违反人道罪”，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指出：在发生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时候，身为外相的广田面对强烈的国际反响，只以军部“暴行很快会被制止的”这个轻飘的口头保证作幌子，而“没有在内阁会议上主张立即采取措施以停止暴行，以及他未采取其它任何可能的措施来停止暴行，这是他对本身义务的怠忽。他明知上述保证没有实行，并且每天都进行着成千上万的杀人、强奸妇女以及其它暴行，他却以此种保证为满足。他的怠忽已构成犯罪。”
广田藏在自己幽暗的沉默里盘算着。1948年11月12日，国际军事法庭以犯有八项战争罪行，判处广田绞刑。听到这个判决，他的脸宛如爆闪出雷电的夜空一样惨白，接着他才意识到他的梦被沉雷炸得粉碎。
他是被绞死的唯一的文官。所谓文官，应该属文人一类。所谓文人，他应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代表，应该具有高度的理性。为了维护人类的尊严与发展，理性建立起了社会法律体系、伦理和道德观念，它谴责和惩罚一切非人道的行为。然而，广田迎合法西斯运动，成为国家法西斯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过渡性人物，堕落为人类理性的叛逆。
他们把战车推上阵地(1)
自30年代以来，在日本法西斯体制加快形成的过程中，有几个坚定有力的骨干分子，他们是荒木贞夫、桥本欣五郎、大川周明等人。1931年任陆相的荒木贞夫是这帮人的头目。在他们的直接参与和阴谋策动下，日本内阁中一次次激溅起恐怖的血光。
1946年5月3日至4日，首席检察官基南宣读了长达42页的《起诉书》，指控28名战犯犯有破坏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惯例罪、违反人道罪三大类55条罪状。英语是法庭使用的第一语言，被告人按英译字母的顺序依次被起诉，荒木贞夫由此成为被国际军事法庭起诉的第一名甲级战犯。荒木贞夫被指控犯有九项罪。当法庭庭长韦伯询问荒木贞夫是否承认自己的罪行时，荒木以僵硬而果决的语气回答：“无罪。”检察官方面出示了大量的证据，并当庭播放了一部有声电影《日本之关键时刻》，这部影片是荒木任陆相时拍摄的。
“光明从东方升起！光明从东方升起！”粗大的文字恶狠狠地打上银幕。荒木贞夫身穿将军礼服，与这充满激情的字幕交替闪现。喇叭里送出他震撼人心的演说：“现在把满洲称作我们的生命线，对此我们不能作简单的理解。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线主要是指按照日本高尚的种族精神、民族精神和亚洲精神，在那里建立一块乐土。日本应该用代表整个东方的日本精神、日本道德和日本文化直接掌握和组织这个国家！”
就是这种狂妄的扩张主义精神，激动着法西斯暴徒们一次次掀起血腥的夺权政变，他们要清除掉绊脚石。军事法庭的判决书指出：“为鼓动战争情绪，荒木大力运用大川和桥本所推行的政治哲学”，进行煽动活动。
“九·一八”事变前不久，三菱飞机制造厂生产出了日本的重型轰炸机、坦克、装甲车、高射炮等现代化的武器也逐步能够自造了。相比之下，内阁对战争态度的转变似乎过于缓慢。发狂的桥本欣五郎中佐等陆军将校组织了秘密团体“樱会”，其宗旨是“以改造国家为最终目的，为此不惜诉诸武力”。他们一边讨论“满蒙问题”、军部独裁问题，一边霍霍地磨刀。1931年初，桥本和大川阴谋发动政变，拥立陆相宇垣一成大将上台组阁。得到宇垣大将的赞同后，桥本就拿出一个政变计划，准备纠集一万人在3月20日冲击议会，向议会投掷烟幕弹，然后以维护治安为由，调动部队包围议会，压议会同意由字垣组阁。但事到临头，计划中的部队头目言称并不知道此事，使得宇垣心里生疑，就叫桥本先操纵一下，向他展示一下力量。3月3日，桥本和大川以每人五角钱的酬金雇佣了三干地痞无赖，在一处公园里集众闹腾。宇垣大失所望，即表示“我觉得没有理由参与这种无聊的事”。他背叛这一阴谋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得到了情报，使他相信自己不用政变也有办法当首相。这就是流产的“三月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