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章
在中国，真正形成海龙王信仰在汉唐时期。西汉末年，印度的佛教传入中国。在佛教的许多经典中都有大量龙王的称谓和事迹。如《华严经》中有一段话：“有无量诸大龙王，所谓毗楼博义龙王，婆竭罗龙王、云音妙幢龙王……如是等而为上首，其数无量，莫不勤力，兴云布雨，令诸众生，热恼消灭。”其中《华严经》中的婆竭罗龙王就是舟山方志中的沙竭龙王，按元大德《昌国州图志》中所载，居住地在岱山东南。此外，在《大乘佛》中有藏龙，《法华经》中有龙女，《清佛品》中亦有异文，曰：“海龙王诣灵鹫山。”据岱山高亭居士鲍豫定老先生所述，《华严经》是佛经之母，这本经书是龙树菩萨从龙宫中请来，经书中有许多龙王的信仰和传说。很明显，由于佛教的传入和推广，有关龙王的信仰和事迹迅速在我国传播，在广大佛教徒的心灵中产生极大的惊震和反响。宋代的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说：“古祭水神曰河伯，自释氏书(指佛教经典)入，中土有龙王之说，而河伯无闻矣。”可见佛教经典对我国龙王信仰形成的影响之深。
其实，在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前，龙王一词在我国道教中早已出现。在道教的有关典籍中早有诸天龙王、五方龙王等说法，只不过未成系统而已。
这样看来，我国海龙王信仰的形成，是综合了龙崇拜中的王权思想、海神信仰、佛经中的诸大龙王以及道教中的龙王杂说，是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结果，是一个独立的龙文化体系。
其中，历代帝王的极力推崇，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樊恭炬在《祀龙求雨考》中曰：“帝命祭龙制仪始于唐”。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中曰：“唐明皇赐封号予四海龙王”。从唐代始历代帝王通过祭龙、封龙和扩建龙王庙来提高龙王的身价，其实质是为了愚昧民众，加强皇权统治。固从先秦始，人间帝王自命为真龙天子，一开口“龙心大悦”，一生气“龙颜震怒”，皇帝的坐椅为“龙椅”，皇帝的床为“龙床”，诸如“龙冠”、“龙靴”、“龙袍”、“龙体”，无一不染上龙气。就连出门，乘的也是“龙辇”，驾的是“龙舟”，还有龙毯、龙旗、龙柱、龙图、龙杯，无一不打上龙的印记，并把自己的身世硬要与龙挂钩联系。如秦始皇自命“祖龙”，汉高祖说是“感龙而生”，明太祖睡卧草坡，传闻有“两条小龙从鼻孔中出入”，到了清朝更是“绣龙旗”满天飘，似乎是龙的王国。
历代帝王对龙的如此推崇和宣扬，无疑对龙王信仰的形成具有根深蒂固的作用。他们的手法，一是服饰穿戴上作出种种规定。如周朝服典规定，只有王者能穿龙服。凡夫俗子不能着龙纹衣。元朝服典：“官吏衣服不许织绣龙凤纹。”“八品以下官不得服黄色”。似乎龙为皇帝所独占。二是用隆重的礼节和规格祭奠龙王。据《唐书·礼乐志》记载，唐时已制定了祭四海龙王制度。宋元仍沿唐制，以四立日祭四海龙王。明代改为春秋仲月上旬择日祭，清朝为春秋二祭制。祭典时的规格很高。从唐天宝年间韩愈写的《南海神庙碑》一文中可看出端倪。碑文曰：“天子以为古爵莫贵于公侯，故海岳之祀，牺币之数，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极于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礼海岳尚循公侯之事，处王仪而不用，非致崇极之意也。”仅从“礼海岳尚循公侯之事”一语，可见祭典的规格大如公侯之典。
联系舟山的实际，舟山渔民海龙王信仰的形成也大致经历了上面所述的几个阶段。但舟山地处”外海孤悬处”，自有它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如对龙的恐慑很可能来自“龙卷风”等海上物候景观，由于地处“风波浪险”的大海深处，对海龙王的恐怖大于敬仰。昔时认为海龙王是海内天子，渔民的旦夕祸福都掌握在海龙王手里，唯有向龙王祈求才能避祸赐福，故而舟山渔区昔时流传着请龙王、敬龙王、祀龙王、谢龙王等等信仰习俗。至于舟山的海龙王信仰为什么会在明清时期处于鼎盛期？这同明清两代的帝王，大规模敬祭东海龙王有关。
据有关资料获悉，南宋时宋孝宗曾下诏令祭东海龙王于定海县的海神庙，这是1169年之事。后来渐渐冷落。到了清朝康熙、雍正二位帝皇时祭典东海龙王日趋频繁，海龙王信仰迭起高峰。据志书记载，仅康熙祭龙王的祭文就多达8篇，并以“万里波澄”匾赐舟山的东海龙王宫，1725年，雍正诏封东海龙王为“东海显仁龙王之神”，过了二年又下旨祭龙，旨文曰：“龙王散布霖雨，福国佑民，复造各省龙神大小二像命守土大臣迎奉，礼仪与祭南海庙同。”在此诏令下，舟山各地或新建龙宫。或把其他庙宇改建龙王庙，这才有清光绪《定海县志)中所载的一区一宫，或一区五个龙王宫的兴旺局面，亦进一步说明了龙王信仰的兴衰与历代统治者对龙王信仰的尊贬大有关联。
若把这个问题再往深处想，民国以后舟山的海龙王信仰大大削弱，代之而起的是南海观音的信仰十分兴旺，至今在舟山各岛观音庙处处可见，龙王宫相对较少，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呢？说明舟山渔民的海龙王信仰中具有双重性的心理特征。一方面，昔日舟山地处汪洋大海，风暴频生，渔民出海捕鱼，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环境十分险恶，再加上生产工具落后，“三寸板内是娘房，三寸板外见阎王”，渔民只得祈求海龙王保护他们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舟山渔民以捕捞海中鱼虾为生，鱼虾是海龙王的子民，是否赐予渔民？丰歉如何？在渔民的传统观念中全靠海龙王恩赐。出于此因，渔民信仰和崇敬海龙王。但是，另一方面传闻中的海龙王相貌怪异、狰狞，性格暴戾无常。虽然权势显赫，但常常兴风作浪翻船死人，使渔民遭受无比的痛苦，是以恶神的形象出现，不像大慈大悲观世音是个慈祥的善神形象，故而舟山部分渔民对海龙王又有蔑视和轻视的一面。海龙王在舟山部分渔民的心目中绝不是像历代帝王吹嘘得那样神乎其神，无比崇高和神圣不可侵犯。这里有两份材料可佐证。
其实，在佛教经典传入中国前，龙王一词在我国道教中早已出现。在道教的有关典籍中早有诸天龙王、五方龙王等说法，只不过未成系统而已。
这样看来，我国海龙王信仰的形成，是综合了龙崇拜中的王权思想、海神信仰、佛经中的诸大龙王以及道教中的龙王杂说，是中外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结果，是一个独立的龙文化体系。
其中，历代帝王的极力推崇，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樊恭炬在《祀龙求雨考》中曰：“帝命祭龙制仪始于唐”。唐朝杜佑所著的《通典》中曰：“唐明皇赐封号予四海龙王”。从唐代始历代帝王通过祭龙、封龙和扩建龙王庙来提高龙王的身价，其实质是为了愚昧民众，加强皇权统治。固从先秦始，人间帝王自命为真龙天子，一开口“龙心大悦”，一生气“龙颜震怒”，皇帝的坐椅为“龙椅”，皇帝的床为“龙床”，诸如“龙冠”、“龙靴”、“龙袍”、“龙体”，无一不染上龙气。就连出门，乘的也是“龙辇”，驾的是“龙舟”，还有龙毯、龙旗、龙柱、龙图、龙杯，无一不打上龙的印记，并把自己的身世硬要与龙挂钩联系。如秦始皇自命“祖龙”，汉高祖说是“感龙而生”，明太祖睡卧草坡，传闻有“两条小龙从鼻孔中出入”，到了清朝更是“绣龙旗”满天飘，似乎是龙的王国。
历代帝王对龙的如此推崇和宣扬，无疑对龙王信仰的形成具有根深蒂固的作用。他们的手法，一是服饰穿戴上作出种种规定。如周朝服典规定，只有王者能穿龙服。凡夫俗子不能着龙纹衣。元朝服典：“官吏衣服不许织绣龙凤纹。”“八品以下官不得服黄色”。似乎龙为皇帝所独占。二是用隆重的礼节和规格祭奠龙王。据《唐书·礼乐志》记载，唐时已制定了祭四海龙王制度。宋元仍沿唐制，以四立日祭四海龙王。明代改为春秋仲月上旬择日祭，清朝为春秋二祭制。祭典时的规格很高。从唐天宝年间韩愈写的《南海神庙碑》一文中可看出端倪。碑文曰：“天子以为古爵莫贵于公侯，故海岳之祀，牺币之数，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极于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礼海岳尚循公侯之事，处王仪而不用，非致崇极之意也。”仅从“礼海岳尚循公侯之事”一语，可见祭典的规格大如公侯之典。
联系舟山的实际，舟山渔民海龙王信仰的形成也大致经历了上面所述的几个阶段。但舟山地处”外海孤悬处”，自有它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如对龙的恐慑很可能来自“龙卷风”等海上物候景观，由于地处“风波浪险”的大海深处，对海龙王的恐怖大于敬仰。昔时认为海龙王是海内天子，渔民的旦夕祸福都掌握在海龙王手里，唯有向龙王祈求才能避祸赐福，故而舟山渔区昔时流传着请龙王、敬龙王、祀龙王、谢龙王等等信仰习俗。至于舟山的海龙王信仰为什么会在明清时期处于鼎盛期？这同明清两代的帝王，大规模敬祭东海龙王有关。
据有关资料获悉，南宋时宋孝宗曾下诏令祭东海龙王于定海县的海神庙，这是1169年之事。后来渐渐冷落。到了清朝康熙、雍正二位帝皇时祭典东海龙王日趋频繁，海龙王信仰迭起高峰。据志书记载，仅康熙祭龙王的祭文就多达8篇，并以“万里波澄”匾赐舟山的东海龙王宫，1725年，雍正诏封东海龙王为“东海显仁龙王之神”，过了二年又下旨祭龙，旨文曰：“龙王散布霖雨，福国佑民，复造各省龙神大小二像命守土大臣迎奉，礼仪与祭南海庙同。”在此诏令下，舟山各地或新建龙宫。或把其他庙宇改建龙王庙，这才有清光绪《定海县志)中所载的一区一宫，或一区五个龙王宫的兴旺局面，亦进一步说明了龙王信仰的兴衰与历代统治者对龙王信仰的尊贬大有关联。
若把这个问题再往深处想，民国以后舟山的海龙王信仰大大削弱，代之而起的是南海观音的信仰十分兴旺，至今在舟山各岛观音庙处处可见，龙王宫相对较少，这个现象说明什么呢？说明舟山渔民的海龙王信仰中具有双重性的心理特征。一方面，昔日舟山地处汪洋大海，风暴频生，渔民出海捕鱼，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环境十分险恶，再加上生产工具落后，“三寸板内是娘房，三寸板外见阎王”，渔民只得祈求海龙王保护他们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舟山渔民以捕捞海中鱼虾为生，鱼虾是海龙王的子民，是否赐予渔民？丰歉如何？在渔民的传统观念中全靠海龙王恩赐。出于此因，渔民信仰和崇敬海龙王。但是，另一方面传闻中的海龙王相貌怪异、狰狞，性格暴戾无常。虽然权势显赫，但常常兴风作浪翻船死人，使渔民遭受无比的痛苦，是以恶神的形象出现，不像大慈大悲观世音是个慈祥的善神形象，故而舟山部分渔民对海龙王又有蔑视和轻视的一面。海龙王在舟山部分渔民的心目中绝不是像历代帝王吹嘘得那样神乎其神，无比崇高和神圣不可侵犯。这里有两份材料可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