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
从1945年10月开始，苏联红军在中国东北发行了将近100亿元的军用票，并责令此种Military Currency在整个东三省“为一切支付必使用”之货币。
余白知道，他们又想到一起去了。
如果他们的猜想正确，那个正在看守所里等待死刑的老毒贩也许在年轻的时候改过年龄。他不是生于1948年，而是1945年。也就是说，他今年不是七十二岁，而是七十五岁了。
仅仅三年之差，对于一个已过古稀的平常人来说或许微不足道，但对一个死囚，却是生死一线。
于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四十九条中增加一款——审判时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而死刑复核程序也是审判阶段的一部分，这一点虽然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却已经有判例可循。
那一刻，余白周身起了一阵战栗。在一件原本毫无希望的案子里，这分明就是一线希望。但这种希望，就好像在迷宫中奔走已久，终于看到了高悬于危楼之上的锦标，心中才刚振奋，脑中却又有一个声音在说，太险了，没用的，还是放弃吧。
这毕竟只是你们的猜想，余白脑中也有一个声音在劝。
就算是真的，时隔数十年，故人离世，故纸湮灭，一切都未必能被证实。
而且，这么做真的有意义吗？就为了乔成这样24K纯金的大坏蛋？你们这样压着线，扣着字眼，倘若真能免这个老毒贩一死，别人又会怎么想？
许久，她没有说话，只是开着车，默默看着前路。
但唐宁却没有这样的纠结，只是看着她笑问：“余白，你有没有去过东北？”
第58章 去东北
当天晚上，两人回到唐宁那里，就跟乔成的儿子乔永辉通了一次电话。
乔永辉和妻子同在东北一家大型国营石油公司工作，妻子本是南方人，退休之后分到了靠近原籍的职工安置小区，就在临近A市的一个小县级市里。几年前，他们的儿子也考到A市读大学，乔永辉便办了内退，带着老母亲，跟着老婆孩子搬到南方居住。虽然跟父亲乔成离得很近，但因为乔成的刻意疏远，两方面一直没有多少联系。直到三年前乔成落网，警方才辗转找到他们那里。
电话开了免提，唐宁先把事情大概说了一下，说完之后，那边却静了许久。有那么一会儿，余白甚至以为是信号不好，线路断了。
“是有这么回事，”一阵静默之后，乔永辉终于开口，“我爸是1945年12月生的，我二叔比他小三岁，1948年10月生的。64年人口普查的时候，派出所把他俩的出生年月登记反了。那个时候，我爸已经进了林场工作。我爷奶想着二叔可以早三年参加工作，觉得搞错了也挺好的，所以就这样错了几十年，一直都没改回来。直到到现在，我爸的户口本和身份证上写的出生年月都是1948年10月。”
余白一听，心里喜忧参半。喜的，是他们猜对了。乔成生于1945年12月，也就是说还有两个月不到的时间，他就满七十五周岁了。而死刑复核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不仅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就连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出过相关的司法解释。这个期限可以长，也可以短，一切视案件情况，由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决定，但一般都很谨慎，不会出现斩立决的情形。也就是说，乔成是有可能逃过一死的。
忧的，是这件事恐怕很难找到确实的证明。
她已经查过相关的流程，搞错年龄这种事在农村并不少见，甚至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规范操作。需要先找到可靠的依据，比如出生证，老户口本，或者人口普查登记本，再到户口所在辖区的派出所提交申请。派出所受理之后，民警牵头，召开由村干部、邻居、接生婆组成的听证会，对申请人的真实出生情况进行陈述和听证，最后确认签字，才可以对申请人的年龄进行更改。
而乔成生在偏远的林区，又是在七十多年前，接生婆几乎不太可能还在人世，出生证也没有，户口本几经更换，1964年的人口普查登记本更是不知要到那里去寻回。
但唐宁却注意到了另一个细节，即刻向乔永辉求证：“那也就是说在林场职工档案里，您父亲的出生年月是正确的，1945年12月，是这样吗？”
“应该是的，”乔永辉想了想才回答，“九几年他下岗买断工龄，我那时候已经念高中了，记得还挺清楚，他的工龄是从1963年开始算起的，当时他就是在编职工。沿江林场是国营单位，要是算他1948年生人，63年只有15岁，还不可能被招工呢。”
唐宁和余白交换了一下眼神，这件事的确是有希望弄清楚的。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国营单位的管理相对规范，乔成的职工档案在他下岗之后也应该被移交到村镇或者街道了。只要找到那份档案，便是他真实年龄的一个有力书证，也是申请更改出生年月的依据。
但除此之外，还需要人证。
“您二叔还在吗？”唐宁又问乔永辉。
“在啊，”乔永辉回答，“他原本也是林场的职工，一家人除了孩子考出去念书了，老人们还都在那个县城里住着呢。”
唐宁于是继续问下去：“要改出生年月，需要近亲属之外的证言，这件事你们邻居都知道吗？”
乔永辉答得却有些犹豫：“那时候一个职工小区才两百来户人家，互相都认识，兄弟排行也都知道。但是林场二十几年前就停了大规模的采伐，职工下岗的下岗，辞职的辞职，剩下的应该也都改制了。我们十好几年没回去过了，具体怎么样也不清楚，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留在那里。”
余白知道，他们又想到一起去了。
如果他们的猜想正确，那个正在看守所里等待死刑的老毒贩也许在年轻的时候改过年龄。他不是生于1948年，而是1945年。也就是说，他今年不是七十二岁，而是七十五岁了。
仅仅三年之差，对于一个已过古稀的平常人来说或许微不足道，但对一个死囚，却是生死一线。
于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第四十九条中增加一款——审判时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而死刑复核程序也是审判阶段的一部分，这一点虽然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却已经有判例可循。
那一刻，余白周身起了一阵战栗。在一件原本毫无希望的案子里，这分明就是一线希望。但这种希望，就好像在迷宫中奔走已久，终于看到了高悬于危楼之上的锦标，心中才刚振奋，脑中却又有一个声音在说，太险了，没用的，还是放弃吧。
这毕竟只是你们的猜想，余白脑中也有一个声音在劝。
就算是真的，时隔数十年，故人离世，故纸湮灭，一切都未必能被证实。
而且，这么做真的有意义吗？就为了乔成这样24K纯金的大坏蛋？你们这样压着线，扣着字眼，倘若真能免这个老毒贩一死，别人又会怎么想？
许久，她没有说话，只是开着车，默默看着前路。
但唐宁却没有这样的纠结，只是看着她笑问：“余白，你有没有去过东北？”
第58章 去东北
当天晚上，两人回到唐宁那里，就跟乔成的儿子乔永辉通了一次电话。
乔永辉和妻子同在东北一家大型国营石油公司工作，妻子本是南方人，退休之后分到了靠近原籍的职工安置小区，就在临近A市的一个小县级市里。几年前，他们的儿子也考到A市读大学，乔永辉便办了内退，带着老母亲，跟着老婆孩子搬到南方居住。虽然跟父亲乔成离得很近，但因为乔成的刻意疏远，两方面一直没有多少联系。直到三年前乔成落网，警方才辗转找到他们那里。
电话开了免提，唐宁先把事情大概说了一下，说完之后，那边却静了许久。有那么一会儿，余白甚至以为是信号不好，线路断了。
“是有这么回事，”一阵静默之后，乔永辉终于开口，“我爸是1945年12月生的，我二叔比他小三岁，1948年10月生的。64年人口普查的时候，派出所把他俩的出生年月登记反了。那个时候，我爸已经进了林场工作。我爷奶想着二叔可以早三年参加工作，觉得搞错了也挺好的，所以就这样错了几十年，一直都没改回来。直到到现在，我爸的户口本和身份证上写的出生年月都是1948年10月。”
余白一听，心里喜忧参半。喜的，是他们猜对了。乔成生于1945年12月，也就是说还有两个月不到的时间，他就满七十五周岁了。而死刑复核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不仅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明确的规定，就连最高人民法院也没有出过相关的司法解释。这个期限可以长，也可以短，一切视案件情况，由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决定，但一般都很谨慎，不会出现斩立决的情形。也就是说，乔成是有可能逃过一死的。
忧的，是这件事恐怕很难找到确实的证明。
她已经查过相关的流程，搞错年龄这种事在农村并不少见，甚至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规范操作。需要先找到可靠的依据，比如出生证，老户口本，或者人口普查登记本，再到户口所在辖区的派出所提交申请。派出所受理之后，民警牵头，召开由村干部、邻居、接生婆组成的听证会，对申请人的真实出生情况进行陈述和听证，最后确认签字，才可以对申请人的年龄进行更改。
而乔成生在偏远的林区，又是在七十多年前，接生婆几乎不太可能还在人世，出生证也没有，户口本几经更换，1964年的人口普查登记本更是不知要到那里去寻回。
但唐宁却注意到了另一个细节，即刻向乔永辉求证：“那也就是说在林场职工档案里，您父亲的出生年月是正确的，1945年12月，是这样吗？”
“应该是的，”乔永辉想了想才回答，“九几年他下岗买断工龄，我那时候已经念高中了，记得还挺清楚，他的工龄是从1963年开始算起的，当时他就是在编职工。沿江林场是国营单位，要是算他1948年生人，63年只有15岁，还不可能被招工呢。”
唐宁和余白交换了一下眼神，这件事的确是有希望弄清楚的。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国营单位的管理相对规范，乔成的职工档案在他下岗之后也应该被移交到村镇或者街道了。只要找到那份档案，便是他真实年龄的一个有力书证，也是申请更改出生年月的依据。
但除此之外，还需要人证。
“您二叔还在吗？”唐宁又问乔永辉。
“在啊，”乔永辉回答，“他原本也是林场的职工，一家人除了孩子考出去念书了，老人们还都在那个县城里住着呢。”
唐宁于是继续问下去：“要改出生年月，需要近亲属之外的证言，这件事你们邻居都知道吗？”
乔永辉答得却有些犹豫：“那时候一个职工小区才两百来户人家，互相都认识，兄弟排行也都知道。但是林场二十几年前就停了大规模的采伐，职工下岗的下岗，辞职的辞职，剩下的应该也都改制了。我们十好几年没回去过了，具体怎么样也不清楚，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留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