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博林从桌子上拿起一只用美洲绿木板制成的小匣子，里面衬着灰色压花锦缎，外面镶着象牙。在淡绿色的匣子盖上画着一个满面笑容的裸体女郎，一个又白又胖，象战前的小白面包似的爱情之神，正拉弓向她瞄准。女人的大腿修长而匀称，她的一只手屈于风俗遮盖着胸部，而另一只手在突起的岩石上支撑着。
“我希望这会给你，柯萨切夫斯基先生，提供些实质性的东西，不是吗？”
小匣子，确切地说，这是侦察人员在法衣圣器室里被打碎的窗子下面的雪堆里发现的碎片，它未被列入失窃物品的清单中。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如此轻浮的画象竟然是法衣圣器室收藏的物品。
“你有何高见呢？”
“首先应当找到它的主人。象牙镶嵌技术极为出色，上面还有物主的徽记。”
“那么，这件事就由你来办理。”我看了看表。法衣圣器室执事的助手对我说，吉洪主教想见我。让俄国东正教的首脑人物等我可是有点失礼。
然而，同吉洪的会见却未能实现……
四
莫斯科的主教办事处的官员站在我写字台前几步远的地方。
“至圣的主教大人让秘书打来电话说，他对不能前来克里姆林宫深表歉意。但是，他很高兴明天能在他的特罗伊茨住地见到你。如有事转告，敬请吩咐。”
“请转告主教大人，我接受他的歉意，”我说，“还请转告他：民警局苏维埃大楼接待来访者的时间是从每天下午三点开始。哨兵会送他进来的。”
官员不知所措地看了我一眼。
“请弄点墨水来，瓶子里干了。”
“你要红色的吗？”他满有把握地问我，看来，他以为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们只喜欢红色。
“黑色的，它代表君主的颜色。再拿几张纸来。”
这次谈话是在那间空荡荡的大房间里进行的。我在那里一边等着主教的到来，一边就法衣圣器室被窃之事给苏维埃主席雷恰洛夫写调查报告。
这个房间与普通的办公室毫无差别。笨重的文具和在旧俄时必备的摆设——“宝鉴”占去办公桌的一个。“宝鉴”是一个三棱镜，上面贴着做为永久法律和法令的著名的彼得大帝的敕令。
“……如果人们都不守法，或者如同玩纸牌，愿出哪一张就出哪一张，那么，即使把法律写在纸上也是白费。世间不会重蹈我们的覆辙。然而，某些现象尚存。一切邪恶将受到真理的惩罚。”
“宝鉴”上的那张写着法令的纸已经发黄，从二月革命起没有再换新的。
驼背仆人送来了墨水，倒进墨水瓶里。他确信，我不再需要其他东西后，就退出了房间，小心翼翼地在身后关上了门。
无论是调查报告，还是提纲，我过去都没写过。我搞过宣传，坐过牢，在集会上做过演讲，打过枪，可是写报告……尽管在我面前摆着克贝尔和卡尔塔绍夫的报告样本，我仍然是提心吊胆地去迎接这种陌生的工作。
“兹向您报告……”头一句话似乎还行，往下就越写越糟。我被那些烦人的“这方面”“那方面”“上述”“下述”之类的用语弄昏了头脑。我一连撕了好几张纸，而调查报告仍没写出来。
已经是下午一点了。我连早饭还没有吃，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吃东西。正在倍尝创作之苦时，接到了雷恰洛夫的电话，他要我两点钟去见他。这表明，不是在两点半，也不是在三点，要在两点整，准时去见他。
有时，我觉得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的整个生活就是为了反驳那句谚语：俄国人的每一个小时都要长一些。在他的概念里，这一个小时同德国人或者英国人的毫无差别，也同样由六十分钟组成。
一般来说，绰号总是暗示着一个人的某种不寻常的特征。雷恰洛夫以绰号“帐房先生”而出名，这是指他过分认真、守时和严于律己。
我们是在一九○四年认识的。当时他领导着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而我和中学的同学们常去拜访他。不过我们交往从密还是在流放期间。
我参加了一九○五年十二月党人在莫斯科举行的武装起义，在斯托雷平反动派气焰嚣张之时，被控告有罪，有可能被处以绞刑。但是我很走运。两个证人在法庭上改变了自己的证词；而另外一个最危险的证人，则在出庭的前天晚上死。总而言之，我只被判处流放。
判决使审讯员大失所望。他审问了我三个多月，当然，他指望重判。那是个胖子，患有多血症，家庭里正闹不合，上司对他又有成见。而他又遭受到新的挫折……
“别难过，”我安慰他，“听说，在托波尔辛那流放的犯人象苍蝇似地死去。”
“您是不会死的，”他忧伤地说，“年青又健康，面色白里透红。您干吗不在那儿定居呢？那里是省会，知识分子又多，还有戒酒协会和中学……我本人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我都清楚。如果您想知道的话，那可是西伯利亚的彼得堡。”
没有把我留在“西伯利亚的彼得堡”，而是打发到萨马尔斯克村去了。不过，我觉得那里的确是不坏。在多年的流浪生活之后，当监号变成了从事秘密工作的住所时，流放就变成了休息。我住在阿尔秋欣的父亲家里，帕尔芬季·萨佐诺维奇是位严肃而认真的男子汉。老阿尔秋欣开着一家手工作坊，他同儿子们和女婿们一起生产省里最好的车轮钢箍，以厚实耐用著称的雪橇滑铁和 轭——这些东西被称为“阿尔秋欣牌”产品。我也在这间作坊里干过活，那正是雷恰洛夫同新的流放伙伴一起来到萨马尔斯克村的时候。
“我希望这会给你，柯萨切夫斯基先生，提供些实质性的东西，不是吗？”
小匣子，确切地说，这是侦察人员在法衣圣器室里被打碎的窗子下面的雪堆里发现的碎片，它未被列入失窃物品的清单中。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如此轻浮的画象竟然是法衣圣器室收藏的物品。
“你有何高见呢？”
“首先应当找到它的主人。象牙镶嵌技术极为出色，上面还有物主的徽记。”
“那么，这件事就由你来办理。”我看了看表。法衣圣器室执事的助手对我说，吉洪主教想见我。让俄国东正教的首脑人物等我可是有点失礼。
然而，同吉洪的会见却未能实现……
四
莫斯科的主教办事处的官员站在我写字台前几步远的地方。
“至圣的主教大人让秘书打来电话说，他对不能前来克里姆林宫深表歉意。但是，他很高兴明天能在他的特罗伊茨住地见到你。如有事转告，敬请吩咐。”
“请转告主教大人，我接受他的歉意，”我说，“还请转告他：民警局苏维埃大楼接待来访者的时间是从每天下午三点开始。哨兵会送他进来的。”
官员不知所措地看了我一眼。
“请弄点墨水来，瓶子里干了。”
“你要红色的吗？”他满有把握地问我，看来，他以为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们只喜欢红色。
“黑色的，它代表君主的颜色。再拿几张纸来。”
这次谈话是在那间空荡荡的大房间里进行的。我在那里一边等着主教的到来，一边就法衣圣器室被窃之事给苏维埃主席雷恰洛夫写调查报告。
这个房间与普通的办公室毫无差别。笨重的文具和在旧俄时必备的摆设——“宝鉴”占去办公桌的一个。“宝鉴”是一个三棱镜，上面贴着做为永久法律和法令的著名的彼得大帝的敕令。
“……如果人们都不守法，或者如同玩纸牌，愿出哪一张就出哪一张，那么，即使把法律写在纸上也是白费。世间不会重蹈我们的覆辙。然而，某些现象尚存。一切邪恶将受到真理的惩罚。”
“宝鉴”上的那张写着法令的纸已经发黄，从二月革命起没有再换新的。
驼背仆人送来了墨水，倒进墨水瓶里。他确信，我不再需要其他东西后，就退出了房间，小心翼翼地在身后关上了门。
无论是调查报告，还是提纲，我过去都没写过。我搞过宣传，坐过牢，在集会上做过演讲，打过枪，可是写报告……尽管在我面前摆着克贝尔和卡尔塔绍夫的报告样本，我仍然是提心吊胆地去迎接这种陌生的工作。
“兹向您报告……”头一句话似乎还行，往下就越写越糟。我被那些烦人的“这方面”“那方面”“上述”“下述”之类的用语弄昏了头脑。我一连撕了好几张纸，而调查报告仍没写出来。
已经是下午一点了。我连早饭还没有吃，可是我一点儿也不想吃东西。正在倍尝创作之苦时，接到了雷恰洛夫的电话，他要我两点钟去见他。这表明，不是在两点半，也不是在三点，要在两点整，准时去见他。
有时，我觉得民警局苏维埃主席的整个生活就是为了反驳那句谚语：俄国人的每一个小时都要长一些。在他的概念里，这一个小时同德国人或者英国人的毫无差别，也同样由六十分钟组成。
一般来说，绰号总是暗示着一个人的某种不寻常的特征。雷恰洛夫以绰号“帐房先生”而出名，这是指他过分认真、守时和严于律己。
我们是在一九○四年认识的。当时他领导着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而我和中学的同学们常去拜访他。不过我们交往从密还是在流放期间。
我参加了一九○五年十二月党人在莫斯科举行的武装起义，在斯托雷平反动派气焰嚣张之时，被控告有罪，有可能被处以绞刑。但是我很走运。两个证人在法庭上改变了自己的证词；而另外一个最危险的证人，则在出庭的前天晚上死。总而言之，我只被判处流放。
判决使审讯员大失所望。他审问了我三个多月，当然，他指望重判。那是个胖子，患有多血症，家庭里正闹不合，上司对他又有成见。而他又遭受到新的挫折……
“别难过，”我安慰他，“听说，在托波尔辛那流放的犯人象苍蝇似地死去。”
“您是不会死的，”他忧伤地说，“年青又健康，面色白里透红。您干吗不在那儿定居呢？那里是省会，知识分子又多，还有戒酒协会和中学……我本人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我都清楚。如果您想知道的话，那可是西伯利亚的彼得堡。”
没有把我留在“西伯利亚的彼得堡”，而是打发到萨马尔斯克村去了。不过，我觉得那里的确是不坏。在多年的流浪生活之后，当监号变成了从事秘密工作的住所时，流放就变成了休息。我住在阿尔秋欣的父亲家里，帕尔芬季·萨佐诺维奇是位严肃而认真的男子汉。老阿尔秋欣开着一家手工作坊，他同儿子们和女婿们一起生产省里最好的车轮钢箍，以厚实耐用著称的雪橇滑铁和 轭——这些东西被称为“阿尔秋欣牌”产品。我也在这间作坊里干过活，那正是雷恰洛夫同新的流放伙伴一起来到萨马尔斯克村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