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对啦，我们是在谈箱子。”他同意道。“而我却在对您说宝石是永生的，这是真理、然而，某些宝石会老化和得病。不过，这不是指钻石而言。红宝石、绿玉、蛋白石、蓝宝石会失去本身的光泽。为了使绿松石恢复青春，就把它放进热肥皂水里或者让鹅把它吞下去。而巴西黄玉则要裹在面包里烤一下才行。不过，大多数宝石要用潮湿的泥土来治病。”这时，我象是弄懂了点什么。“泥土，”克贝尔继续说，“可以使宝石返老还童。呶，请看！”他把一块扁豆那么大的深红色椭圆形宝石举到我的面前，“请欣赏一下它的光泽和色彩。这是巴来红宝石，法国珠宝匠对这种宝石评价很高，它在罗马教皇的皇冠上占据荣耀的位置。在牧首法衣圣器室里仅有三块这样的宝石。这块是用来装饰阿德里安主教的手杖的。三个月前宝石得了‘老年虚弱症’。我把它埋在土里，你瞧，就在这儿，埋在这一层里。我在土里还掺上了粉末，这种粉末是父亲留给我的，于是它又变年青了……”
“法衣圣器室被盗的时候，宝石就在这只箱子里吗？”
“是的，当然啦！”
“宝石没有丢吗？”
“没有。任何人都没动过箱子，也没刨过土。”
“盗贼中没有珠宝行业的内行，”倾听我们谈话的博林插了一句。
话虽不多，但已说明了……
“被窃的宝石大约值多少钱？”我问克贝尔。
不知他是在笑，还是在咳嗽。
“美，那是上帝赐给的，不能用金钱计算。请问，圣灵的圣餐、天空、星辰和太阳值多少钱呢？它们是无价的。”
“太阳、星辰和圣灵的圣餐不能陈列在珠宝商店的橱窗里，”我说，“珠宝商人对被窃的宝石肯付多少钱呢？”
“八百万，一千万，也可能会是一干二百万卢布，”克贝尔冷冷地说，“我不知道……”
当杜博维茨基得知有关“锯痕自下而上”的发现已写入现场勘察记录中时，就认为自己的使命已完成。他借口有急事
同苏霍夫和沃尔任宁一道走了，克贝尔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搞不清是走了，还是在空气中溶化了。
阿尔秋欣伏在工作台上喝茶。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茶。张开毛烘烘的粗大手指，大声地嚼着糖块。
“请问，你先要研究全部记录吗？”博林讥讽地问我。
“不，不用，首先我要同你谈谈。”
“悉听尊便。”博林冷笑了一声，斑白的小胡子向前噘着。他和杜博维茨基一样注意修饰自己的小胡子、他们同样注重自己的仪表。不过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也仅到此为止。博林是没落贵族的后裔，看来，吃过不少的苦头和屈辱。与杜博维茨基不同的是，这位易动肝火的先生懂得发火的代价。
“我认为，我有责任向你报告，暂时还没有值得夸口的发现。”他说，“记录搞了一大堆，却用处不大。”
“罪犯没有留下痕迹吗？”
“不，我不敢断言。留下的痕迹足够十个强盗的。比如，我发现了手印。沃尔任宁先生关于栅栏上的绳结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那种绳结是水兵们专用的，被称为‘帆绳眼’。因此，可以断定．在盗贼中间，至少有一个人是懂航海的。仅就上述这些情况，你能下达什么命令呢？我们缺少一套刑事犯登记卡片。原来的卡片早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就被群众销毁了。我们的耳目也取消了。杜博维茨基认为，使用耳目对俄国的民主来说是耻辱……最后，请注意到临时政府宣布特赦后的莫斯科局势。我们不仅来不及逮捕刑事犯罪分子，甚至无法登记他们的罪行。我们无能为力。在革命前，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扒手，那么，他准不会参与抢劫活动；那一个是溜门撬锁犯，是专去住宅盗窃的专家。可是现在，扒手成了强盗，溜门撬锁犯干起了海盗……”
我让他把话说完，然后从衣袋里掏出表看了看。
“现在该听听我的了。你，尊敬的彼得·彼得洛维奇，一共说了十五分钟，”我用指甲敲着表蒙子，“整整十五分钟，几乎没讲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请听我说……”博林刚一张嘴，就被我打断了：“不，你先别说；彼得·彼得洛维奇！我深感遗憾，但我不得不提醒你，你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并要向自己的上级，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汇报情况。再有，请你注意，从现在起你将在我领导下工作，因为侦破工作已由我来负责。而我珍惜时间，不听你那些与侦破工作毫无关系的想法。”
一阵沉默。阿尔秋欣把茶碟放在桌子上。博林的面色苍白，然后又泛起一阵红晕。
“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抽烟，”我允许道，“听说，烟可以安神。”
我感觉到，这位旧警察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克制住自己。然而，他还是忍住了，这是多年磨练的结果。旧制度善于培养自己的官吏，甚至克伦斯基政府也未能使他们解体……
“是吗？”
“法衣圣器室被盗的时候，宝石就在这只箱子里吗？”
“是的，当然啦！”
“宝石没有丢吗？”
“没有。任何人都没动过箱子，也没刨过土。”
“盗贼中没有珠宝行业的内行，”倾听我们谈话的博林插了一句。
话虽不多，但已说明了……
“被窃的宝石大约值多少钱？”我问克贝尔。
不知他是在笑，还是在咳嗽。
“美，那是上帝赐给的，不能用金钱计算。请问，圣灵的圣餐、天空、星辰和太阳值多少钱呢？它们是无价的。”
“太阳、星辰和圣灵的圣餐不能陈列在珠宝商店的橱窗里，”我说，“珠宝商人对被窃的宝石肯付多少钱呢？”
“八百万，一千万，也可能会是一干二百万卢布，”克贝尔冷冷地说，“我不知道……”
当杜博维茨基得知有关“锯痕自下而上”的发现已写入现场勘察记录中时，就认为自己的使命已完成。他借口有急事
同苏霍夫和沃尔任宁一道走了，克贝尔也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搞不清是走了，还是在空气中溶化了。
阿尔秋欣伏在工作台上喝茶。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呷着茶。张开毛烘烘的粗大手指，大声地嚼着糖块。
“请问，你先要研究全部记录吗？”博林讥讽地问我。
“不，不用，首先我要同你谈谈。”
“悉听尊便。”博林冷笑了一声，斑白的小胡子向前噘着。他和杜博维茨基一样注意修饰自己的小胡子、他们同样注重自己的仪表。不过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也仅到此为止。博林是没落贵族的后裔，看来，吃过不少的苦头和屈辱。与杜博维茨基不同的是，这位易动肝火的先生懂得发火的代价。
“我认为，我有责任向你报告，暂时还没有值得夸口的发现。”他说，“记录搞了一大堆，却用处不大。”
“罪犯没有留下痕迹吗？”
“不，我不敢断言。留下的痕迹足够十个强盗的。比如，我发现了手印。沃尔任宁先生关于栅栏上的绳结的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那种绳结是水兵们专用的，被称为‘帆绳眼’。因此，可以断定．在盗贼中间，至少有一个人是懂航海的。仅就上述这些情况，你能下达什么命令呢？我们缺少一套刑事犯登记卡片。原来的卡片早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就被群众销毁了。我们的耳目也取消了。杜博维茨基认为，使用耳目对俄国的民主来说是耻辱……最后，请注意到临时政府宣布特赦后的莫斯科局势。我们不仅来不及逮捕刑事犯罪分子，甚至无法登记他们的罪行。我们无能为力。在革命前，我们知道：这个人是扒手，那么，他准不会参与抢劫活动；那一个是溜门撬锁犯，是专去住宅盗窃的专家。可是现在，扒手成了强盗，溜门撬锁犯干起了海盗……”
我让他把话说完，然后从衣袋里掏出表看了看。
“现在该听听我的了。你，尊敬的彼得·彼得洛维奇，一共说了十五分钟，”我用指甲敲着表蒙子，“整整十五分钟，几乎没讲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请听我说……”博林刚一张嘴，就被我打断了：“不，你先别说；彼得·彼得洛维奇！我深感遗憾，但我不得不提醒你，你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并要向自己的上级，莫斯科民警局苏维埃副主席汇报情况。再有，请你注意，从现在起你将在我领导下工作，因为侦破工作已由我来负责。而我珍惜时间，不听你那些与侦破工作毫无关系的想法。”
一阵沉默。阿尔秋欣把茶碟放在桌子上。博林的面色苍白，然后又泛起一阵红晕。
“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抽烟，”我允许道，“听说，烟可以安神。”
我感觉到，这位旧警察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克制住自己。然而，他还是忍住了，这是多年磨练的结果。旧制度善于培养自己的官吏，甚至克伦斯基政府也未能使他们解体……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