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9章
但是格雷夫斯和霍奇认为，在这整个时期中，只有一个第一流作家写过侦探小说。那是位美国作家，名叫达谢尔·哈米特。不管是不是老派的，格雷夫斯和霍奇决不是古板守旧的第二流作家鉴赏家；他们能够看到世界的潮流，而且看到他们时代的侦探小说所不能看到的；他们知道有创见和有能力生产真实小说的作家是不会生产不真实的作品的。
哈米特到底是怎样一个有独创的作家，这无关紧要，即使有关，现在也很难断定。他是他们一派作家中间的一个，但是却是唯一赢得批评界赏识的一个，不过不是唯一写现实主义疑案小说或作这类尝试的一个。任何文学运动都是如此，总有一个人被选出来代表整个运动，他往往是该运动的顶峰。哈米特是个一流的表演家，但是他的作品中没有什么东西在海明威的早期长短篇小说中没有包含的。
然而，海明威除了从德莱塞、林·拉德纳、卡尔·桑德堡、舍伍德·安德逊和他本人那里学习到一些东西以外，很可能从哈米特那里也学习到一些东西，这也未可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就一直有人对小说的语言和素材进行彻底革命的返真归朴的尝试。这可能是从诗歌开始的；几乎什么事情都是从诗歌开始的。你甚至可以追溯到瓦尔特·惠特曼。但是哈米特把这应用到侦探小说上面去，由于英国式的斯文和美国式的假斯文的重压，这很难推动。
哈米特有没有什么明确的艺术目的，对此我有怀疑。他只不过是想象写作一些他有第一手材料的东西谋生糊口罢了。有的是他杜撰出来的，所有作家都是如此，但他有事实根据，是从真实的东西中杜撰出来的。而英国侦探小说作家所知道的唯一现实性乃是苏比东和博格诺雷吉斯两地的讲话口音。如果他们写到王侯爵爷和威尼斯古瓶，他们所知道的情况并不是根据切身的经验，正如好莱坞的著名人士对于挂在他贝尔—埃尔别墅墙上法国现代派名画或他当茶几用的漆本代尔古董木凳一样无知。哈米特把谋杀案从威尼斯古瓶中搬出来，放到了穷街陋巷里，它不用长久呆在那里，但是能够开始尽可能同爱美丽·波斯特心目中一个有教养的小姐该怎样啃鸡翅膀的想法离得远一些，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哈米特从一开始（而且几乎一直到最后）就是为那些对人生抱积极进取态度的人写作的。他们不怕事物的阴暗面，因为他们就生活在那里。暴力并不使他们害怕，因为暴力就出现在他们的街头。哈米特把谋杀案还给了有杀人理由的人，不仅仅是提供一具尸体而已；还给了手头有凶器的人，这种凶器不是手工打铸的决斗手枪，毒箭，热带鱼。他把这些人物如实地形诸笔墨，他们的谈话和思想所用的语言就是他们平常用来谈话和思想的语言。
他有风格，但他的读者不知道，因为他所用的语言一般人认为不可能有这种讲究的语言。他们以为谈到的只一出有血有肉的紧张好戏，所用的语言就是他们自己说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是如此，但远远还不仅是如此。所有的语言都以说话开始，而且是以普通人的说话开始，但是一发展到成为文学手段，它就只在外表上看上去象说话了。哈米特的风格要说坏就是坏在几乎象一页《伊壁鸠鲁派马里乌斯》一样的形式化，但要说好就好在几乎什么都能表达。这种风格不是属于哈米特一个人的，也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这是美国语言（而且也不再是纯粹的美国语言了），我认为这种风格能够表达他本来不知道怎么表达或感到有必要表达的话。在他的手里，这种风格没有什么联想，没有什么回声，除了远远的一座小山以外，唤不起什么形象。
有人说哈米特没有心肠，但是他自己最看重的一部小说是写朋友之间义气的故事。他着墨不多，用字简练，感情不露，但他一次又一次地做了只有最优秀的作家才能做到的事。他写出来的场面似乎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写过的。
尽管有这种种特点，他并没有破坏正规的侦探小说。没有人能够；大规模生产要求有一种可以大规模生产的形式。现实主义需要太多的才能，太多的知识，太多的意识。哈米特可能在这里把它放松了一些，在那里又把它尖锐了一些。没有疑问，除了最愚蠢和最浮夸的作家以外，谁都比以前更意识到他们的矫揉造作。他用事实证明，侦探小说可以成为严肃的写作。《马尔他之鹰》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部天才作品，但是能写出这部作品的艺术，“依此类推”，没有写不出来的东西。一部侦探小说一旦能够写得这么好，只有学究才会不承认不能写得更好。
哈米特还有一个功劳，他使得写侦探小说成了一件乐事，而不是煞费脑筋地搜集琐碎的线索。没有他，很可能就没有象珀西瓦尔·王尔德的《传讯》那样设想巧妙的地域性疑案小说，或者象雷恭·波斯特盖特的《十二人的裁决》那样有力的讽刺作品，或者象肯尼思·菲林的《思想匕首》那样充满了模棱两可的言论的淋漓尽致之作，或者象唐纳·汉德逊的《波林先生买报》那样把凶手美化的悲喜剧，或者象理查·莎尔的《拉北路斯第七号》那样开好莱坞式愉快的玩笑。
现实主义的风格很容易糟蹋：由于匆忙从事，由于缺少意识，由于不能解决作家的表达愿望与表达能力之间的差距。现实主义的风格很容易伪造；残暴并不是力量，俏皮并不是机智，充满刺激的文章可以象平淡的文章一样令人厌倦；跟水性杨花的金发女郎打情骂消如果由一个年轻的色鬼来描写，他除了一心只想描写这种打情写消以外别无其他目的，则写出来很可能是非常沉闷的东西。这样的情况已数见不鲜，因此，如果一部侦探小说里有一个角色开口说了一声“Yeah”。作者就不自觉地成了哈米特的模仿者了。
哈米特到底是怎样一个有独创的作家，这无关紧要，即使有关，现在也很难断定。他是他们一派作家中间的一个，但是却是唯一赢得批评界赏识的一个，不过不是唯一写现实主义疑案小说或作这类尝试的一个。任何文学运动都是如此，总有一个人被选出来代表整个运动，他往往是该运动的顶峰。哈米特是个一流的表演家，但是他的作品中没有什么东西在海明威的早期长短篇小说中没有包含的。
然而，海明威除了从德莱塞、林·拉德纳、卡尔·桑德堡、舍伍德·安德逊和他本人那里学习到一些东西以外，很可能从哈米特那里也学习到一些东西，这也未可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以来，就一直有人对小说的语言和素材进行彻底革命的返真归朴的尝试。这可能是从诗歌开始的；几乎什么事情都是从诗歌开始的。你甚至可以追溯到瓦尔特·惠特曼。但是哈米特把这应用到侦探小说上面去，由于英国式的斯文和美国式的假斯文的重压，这很难推动。
哈米特有没有什么明确的艺术目的，对此我有怀疑。他只不过是想象写作一些他有第一手材料的东西谋生糊口罢了。有的是他杜撰出来的，所有作家都是如此，但他有事实根据，是从真实的东西中杜撰出来的。而英国侦探小说作家所知道的唯一现实性乃是苏比东和博格诺雷吉斯两地的讲话口音。如果他们写到王侯爵爷和威尼斯古瓶，他们所知道的情况并不是根据切身的经验，正如好莱坞的著名人士对于挂在他贝尔—埃尔别墅墙上法国现代派名画或他当茶几用的漆本代尔古董木凳一样无知。哈米特把谋杀案从威尼斯古瓶中搬出来，放到了穷街陋巷里，它不用长久呆在那里，但是能够开始尽可能同爱美丽·波斯特心目中一个有教养的小姐该怎样啃鸡翅膀的想法离得远一些，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哈米特从一开始（而且几乎一直到最后）就是为那些对人生抱积极进取态度的人写作的。他们不怕事物的阴暗面，因为他们就生活在那里。暴力并不使他们害怕，因为暴力就出现在他们的街头。哈米特把谋杀案还给了有杀人理由的人，不仅仅是提供一具尸体而已；还给了手头有凶器的人，这种凶器不是手工打铸的决斗手枪，毒箭，热带鱼。他把这些人物如实地形诸笔墨，他们的谈话和思想所用的语言就是他们平常用来谈话和思想的语言。
他有风格，但他的读者不知道，因为他所用的语言一般人认为不可能有这种讲究的语言。他们以为谈到的只一出有血有肉的紧张好戏，所用的语言就是他们自己说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是如此，但远远还不仅是如此。所有的语言都以说话开始，而且是以普通人的说话开始，但是一发展到成为文学手段，它就只在外表上看上去象说话了。哈米特的风格要说坏就是坏在几乎象一页《伊壁鸠鲁派马里乌斯》一样的形式化，但要说好就好在几乎什么都能表达。这种风格不是属于哈米特一个人的，也不是属于任何一个人的，这是美国语言（而且也不再是纯粹的美国语言了），我认为这种风格能够表达他本来不知道怎么表达或感到有必要表达的话。在他的手里，这种风格没有什么联想，没有什么回声，除了远远的一座小山以外，唤不起什么形象。
有人说哈米特没有心肠，但是他自己最看重的一部小说是写朋友之间义气的故事。他着墨不多，用字简练，感情不露，但他一次又一次地做了只有最优秀的作家才能做到的事。他写出来的场面似乎是以前从来没有人写过的。
尽管有这种种特点，他并没有破坏正规的侦探小说。没有人能够；大规模生产要求有一种可以大规模生产的形式。现实主义需要太多的才能，太多的知识，太多的意识。哈米特可能在这里把它放松了一些，在那里又把它尖锐了一些。没有疑问，除了最愚蠢和最浮夸的作家以外，谁都比以前更意识到他们的矫揉造作。他用事实证明，侦探小说可以成为严肃的写作。《马尔他之鹰》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部天才作品，但是能写出这部作品的艺术，“依此类推”，没有写不出来的东西。一部侦探小说一旦能够写得这么好，只有学究才会不承认不能写得更好。
哈米特还有一个功劳，他使得写侦探小说成了一件乐事，而不是煞费脑筋地搜集琐碎的线索。没有他，很可能就没有象珀西瓦尔·王尔德的《传讯》那样设想巧妙的地域性疑案小说，或者象雷恭·波斯特盖特的《十二人的裁决》那样有力的讽刺作品，或者象肯尼思·菲林的《思想匕首》那样充满了模棱两可的言论的淋漓尽致之作，或者象唐纳·汉德逊的《波林先生买报》那样把凶手美化的悲喜剧，或者象理查·莎尔的《拉北路斯第七号》那样开好莱坞式愉快的玩笑。
现实主义的风格很容易糟蹋：由于匆忙从事，由于缺少意识，由于不能解决作家的表达愿望与表达能力之间的差距。现实主义的风格很容易伪造；残暴并不是力量，俏皮并不是机智，充满刺激的文章可以象平淡的文章一样令人厌倦；跟水性杨花的金发女郎打情骂消如果由一个年轻的色鬼来描写，他除了一心只想描写这种打情写消以外别无其他目的，则写出来很可能是非常沉闷的东西。这样的情况已数见不鲜，因此，如果一部侦探小说里有一个角色开口说了一声“Yeah”。作者就不自觉地成了哈米特的模仿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