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我想让你们作我遗嘱的见证人。埃玛，把我的自来水笔给我。’
“埃玛顺从地走向书桌。
“‘不是左边的那个抽屉，小姐，’老西蒙不耐烦地说，‘你怎么会忘了呢？在右边的抽屉里。’
“‘不，是在左边的抽屉里，先生，’埃玛说，把笔拿出来给他看。
“‘那一定是你上次放错了地方。’老头抱怨道，‘我不能容忍东西没按它们原来的地方放好。’
“一边抱怨，一边从她手上拿过笔来，重新把那几个字抄在另一张纸上，我在一旁给他修正，然后他签上名。埃玛·冈特和厨子露茜·戴维德也在上面签了字。我把遗嘱折起来，放进一只长形蓝色信封里。大家都知道，遗嘱是应该写在正规的专用纸上的。
“就在两个仆人刚要离开房间的时候，克洛德倒在枕头上喘着气，脸都扭曲了。我急忙俯下身去，埃玛·冈特立即跑了回来。终于，老头恢复了过来，脸上露出了一丝虚弱的微笑。
“‘没事了，帕特里克，别紧张，不管怎样，我现在可以放心地去了，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埃玛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是问我她是否可以离开房间，我肯定地点点头。她开始朝外走，先停下来捡起我在慌忙中掉在地上的蓝信封，把它递给我，我随手把它放进外套的口袋里，之后她离开了房间。
“‘你有些生气，帕特里克先生，’西蒙·克洛德说，‘跟其他人一样，你也有偏见。’
“‘这不是偏见的问题，’我说，‘斯普拉格太太可能确实如她称言的那么无私。我并不反对你给她留点财产作纪念，以示感谢。但恕我直言，克洛德，把遗产留给一个陌生人而不给自己的血肉亲人，是欠考虑的。’
“说完这话，我起身告辞，我做了我能做的，也提出了我的反对意见。
“玛丽·克洛德从客厅中走出来，在过厅里拦住我。
“‘喝了午茶再走好吗？这边请。’她把我带到客厅里。
“壁炉里烧着火，火光使房间温暖惬意，她接过我的外套，这时她哥哥乔治走了过来，他从她手上接过外套，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把外套挂在那儿的一把椅子背上，然后到壁炉旁，我们在那儿喝茶。在喝茶的过程中谈到一个与遗嘱有关的问题——西蒙·克洛德说他不想让人就遗嘱的问题来打扰他，让乔治全权处理他的遗产。乔治很紧张，怕自己出错。在我的提议下，喝完茶后我们一起到书房，研究可能会出现问题的有关文件。玛丽·克洛德一直陪着我们。
“大约一刻钟之后，我准备离去，想起我的外套还在客厅里，我回去拿。房间里只有斯普拉格太太一个人，她正跪在放衣服的椅子边上，好像在整理椅套的样子，有些不自然。我们进去的时候，她红着脸站了起来。
“‘那套子从来就没有套好过。’她抱怨道，‘我……我把它整理好。’
“我拿起衣服穿上。穿衣服的时候，我发现那只装着遗嘱的信封已从口袋里掉了出来，躺在地上，我把它重新放回口袋。与大家道别后，我离开了那所大房子。
“我得把我作的一系列动作都给你们仔细地描述一下。一回到办公室，我把外套脱下来，从口袋里拿出那只装有遗嘱的信封，攥在手里，站在桌子旁。这时我的秘书走了进来，告诉我有电话找我，我桌子上的分机坏了，因而只能跟着他到外面的办公室去听电话。那电话打了有五分钟左右。
“我刚放下电话，秘书对我说：‘斯普拉格要见你，先生，我把他领进了你的办公里。’
“我回到我的办公室，发现斯普拉格先生正坐在桌边的椅子上，他站起来，装腔作势地向我问好，然后就进入了东拉西扯的无聊的谈话。大意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和他妻子想要获得公正的评价是件很难的事，他担心人们会说三道四；大家都知道他妻子还在孩提时就是一个心地纯洁、行为端正的孩子……我得承认，我当时对他是有些无礼。最后，他认识到他的来访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怏怏离去。这时我想起了放在桌上的遗嘱，我把它拿过来，把信封的口封上。在信封上标明内容就把它锁进了保险柜。
“好了，现在到了问题的关键了。两个月之后，西蒙·克洛德先生去世。围绕着遗嘱的问题用不着进行冗长的讨论，我只需宣读那张纸上的字即可。请大家注意我下面要说的话。当那只装有遗嘱的信封打开以后，里面只是白纸一张。”
他打住话头，朝四周那一张张充满兴趣的脸看看，流露出满足的微笑。
“大家都觉得这很有趣，对吧？两个月来，那封信一直锁在我的保险柜里，不可能有人动过它，不，不太可能。从签好遗嘱到我把它锁进保险柜，中间相隔的时间那样短，那么谁最有机会调换信封？动机又是什么呢？
“现在我来提纲挈领地总结一下。
“克洛德签了那份遗嘱，是我亲自把它放在信封里的，完好无损，又是我亲手把信封放在我外套的口袋里的。玛丽从我手中接过外套，又把外套递给了乔治，他完全是在我的注视下把衣服挂在椅子上的。在我与乔治，玛丽讨论问题时，尤蕾迪斯·斯普拉格太太有充裕的时间从我的外套口袋里把信封拿出来，浏览上面的内容。事实上，信封不在我口袋里，掉在了地上，这一点就说明她确实这么做了。但问题是，斯普拉格太太虽有机会把一张白纸放进信封，可她没有动机。遗嘱对她是有利的。假如真是她调了包，她就会失去梦寐以求的遗产。斯普拉格先生也是有机会的，他一人单独在我办公室里至少耽了两三分钟，那装有遗嘱的信封就在桌子上，偷换遗嘱对他同样一点好处也没有。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两个有机会偷换遗嘱的人没有动机，而两个有动机的人却没有机会。顺便提一下，我并不排除女管家——埃玛·冈特——作为怀疑对象。她忠于她年轻的主人，厌恨斯普拉格太太，她同样有调包的机会，如果她这么做的话，虽然是她从地板上捡起信封，交到我手上，然而，要在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内换信封内装的东西可能性极小。重新拿一个信封把那装有遗嘱的信封换下来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信封是我带去的，那儿不可能有人会有同样的信封。”
“埃玛顺从地走向书桌。
“‘不是左边的那个抽屉，小姐，’老西蒙不耐烦地说，‘你怎么会忘了呢？在右边的抽屉里。’
“‘不，是在左边的抽屉里，先生，’埃玛说，把笔拿出来给他看。
“‘那一定是你上次放错了地方。’老头抱怨道，‘我不能容忍东西没按它们原来的地方放好。’
“一边抱怨，一边从她手上拿过笔来，重新把那几个字抄在另一张纸上，我在一旁给他修正，然后他签上名。埃玛·冈特和厨子露茜·戴维德也在上面签了字。我把遗嘱折起来，放进一只长形蓝色信封里。大家都知道，遗嘱是应该写在正规的专用纸上的。
“就在两个仆人刚要离开房间的时候，克洛德倒在枕头上喘着气，脸都扭曲了。我急忙俯下身去，埃玛·冈特立即跑了回来。终于，老头恢复了过来，脸上露出了一丝虚弱的微笑。
“‘没事了，帕特里克，别紧张，不管怎样，我现在可以放心地去了，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埃玛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我，好像是问我她是否可以离开房间，我肯定地点点头。她开始朝外走，先停下来捡起我在慌忙中掉在地上的蓝信封，把它递给我，我随手把它放进外套的口袋里，之后她离开了房间。
“‘你有些生气，帕特里克先生，’西蒙·克洛德说，‘跟其他人一样，你也有偏见。’
“‘这不是偏见的问题，’我说，‘斯普拉格太太可能确实如她称言的那么无私。我并不反对你给她留点财产作纪念，以示感谢。但恕我直言，克洛德，把遗产留给一个陌生人而不给自己的血肉亲人，是欠考虑的。’
“说完这话，我起身告辞，我做了我能做的，也提出了我的反对意见。
“玛丽·克洛德从客厅中走出来，在过厅里拦住我。
“‘喝了午茶再走好吗？这边请。’她把我带到客厅里。
“壁炉里烧着火，火光使房间温暖惬意，她接过我的外套，这时她哥哥乔治走了过来，他从她手上接过外套，走到房间的另一头，把外套挂在那儿的一把椅子背上，然后到壁炉旁，我们在那儿喝茶。在喝茶的过程中谈到一个与遗嘱有关的问题——西蒙·克洛德说他不想让人就遗嘱的问题来打扰他，让乔治全权处理他的遗产。乔治很紧张，怕自己出错。在我的提议下，喝完茶后我们一起到书房，研究可能会出现问题的有关文件。玛丽·克洛德一直陪着我们。
“大约一刻钟之后，我准备离去，想起我的外套还在客厅里，我回去拿。房间里只有斯普拉格太太一个人，她正跪在放衣服的椅子边上，好像在整理椅套的样子，有些不自然。我们进去的时候，她红着脸站了起来。
“‘那套子从来就没有套好过。’她抱怨道，‘我……我把它整理好。’
“我拿起衣服穿上。穿衣服的时候，我发现那只装着遗嘱的信封已从口袋里掉了出来，躺在地上，我把它重新放回口袋。与大家道别后，我离开了那所大房子。
“我得把我作的一系列动作都给你们仔细地描述一下。一回到办公室，我把外套脱下来，从口袋里拿出那只装有遗嘱的信封，攥在手里，站在桌子旁。这时我的秘书走了进来，告诉我有电话找我，我桌子上的分机坏了，因而只能跟着他到外面的办公室去听电话。那电话打了有五分钟左右。
“我刚放下电话，秘书对我说：‘斯普拉格要见你，先生，我把他领进了你的办公里。’
“我回到我的办公室，发现斯普拉格先生正坐在桌边的椅子上，他站起来，装腔作势地向我问好，然后就进入了东拉西扯的无聊的谈话。大意是说：现在这种情况下他和他妻子想要获得公正的评价是件很难的事，他担心人们会说三道四；大家都知道他妻子还在孩提时就是一个心地纯洁、行为端正的孩子……我得承认，我当时对他是有些无礼。最后，他认识到他的来访不可能有什么结果，怏怏离去。这时我想起了放在桌上的遗嘱，我把它拿过来，把信封的口封上。在信封上标明内容就把它锁进了保险柜。
“好了，现在到了问题的关键了。两个月之后，西蒙·克洛德先生去世。围绕着遗嘱的问题用不着进行冗长的讨论，我只需宣读那张纸上的字即可。请大家注意我下面要说的话。当那只装有遗嘱的信封打开以后，里面只是白纸一张。”
他打住话头，朝四周那一张张充满兴趣的脸看看，流露出满足的微笑。
“大家都觉得这很有趣，对吧？两个月来，那封信一直锁在我的保险柜里，不可能有人动过它，不，不太可能。从签好遗嘱到我把它锁进保险柜，中间相隔的时间那样短，那么谁最有机会调换信封？动机又是什么呢？
“现在我来提纲挈领地总结一下。
“克洛德签了那份遗嘱，是我亲自把它放在信封里的，完好无损，又是我亲手把信封放在我外套的口袋里的。玛丽从我手中接过外套，又把外套递给了乔治，他完全是在我的注视下把衣服挂在椅子上的。在我与乔治，玛丽讨论问题时，尤蕾迪斯·斯普拉格太太有充裕的时间从我的外套口袋里把信封拿出来，浏览上面的内容。事实上，信封不在我口袋里，掉在了地上，这一点就说明她确实这么做了。但问题是，斯普拉格太太虽有机会把一张白纸放进信封，可她没有动机。遗嘱对她是有利的。假如真是她调了包，她就会失去梦寐以求的遗产。斯普拉格先生也是有机会的，他一人单独在我办公室里至少耽了两三分钟，那装有遗嘱的信封就在桌子上，偷换遗嘱对他同样一点好处也没有。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两个有机会偷换遗嘱的人没有动机，而两个有动机的人却没有机会。顺便提一下，我并不排除女管家——埃玛·冈特——作为怀疑对象。她忠于她年轻的主人，厌恨斯普拉格太太，她同样有调包的机会，如果她这么做的话，虽然是她从地板上捡起信封，交到我手上，然而，要在那么一眨眼的功夫内换信封内装的东西可能性极小。重新拿一个信封把那装有遗嘱的信封换下来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信封是我带去的，那儿不可能有人会有同样的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