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侦探推理] 《我为死囚写遗书》作者：欢镜听行道 【完结】
我为死囚写遗书 第一部分
自序(1)
公元2006年5月25日，《重庆晚报》用半个版面介绍了中国“欢”姓第一人——欢镜听。当天下午，香港凤凰卫视与欢镜听取得联系，为他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2006年6月20日晚，香港凤凰卫视在“冷暖人生”栏目中用四十分钟时间向海内外广大观众介绍了欢镜听曲折、传奇的人生历程，其中，重点介绍了欢镜听在监狱中为死囚写遗书的特殊经历。紧跟着，河北电视台、重庆电视台、时代信报、南京周末等媒体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到欢镜听身上……
“欢镜听”即我本人——这是我的真名。我的笔名叫作：欢镜听行道。
1996年10月至1998年4月，我曾在重庆市某看守所有过一年半的牢狱生涯（详见附录《中国“欢”姓第一人》）。在狱中，我曾经为一百多名死囚写过遗书，为他们办理过今生今世交待的最后的“后事”。当时，这些鲜活的生命离执行死刑的时间，仅有十多个小时了。坦诚地讲，当我为死囚写第一份遗书时，笔尖禁不住划破了好几张稿纸，内心的战栗（并非震撼）让我好多天难以平静。可是，当我替死囚写了数十份遗书后，那种内心的战栗因司空见惯而渐渐趋于平常，到后来，坐到我面前的，似乎不是鲜活的人命，而是自由市场上那些待宰的活鸡，也就是说，在见多了死刑犯之后，我的心灵也磨出了厚厚的趼子，对生命不再抱有敬畏，而是一片麻木。
我在动笔写作本书时，已经是20世纪末叶，待到脱稿时，正逢全世界都在庆祝新千年——21世纪的到来。那段时间，似乎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挂满了千禧年的横幅。尽管，有许多学者在媒体上大声提醒人们：新千年应该从2001年算起，而且，千禧年这个提法也不准确。然而，学者们的呼吁并未阻挡人们迎接千禧年的热情。也许，在大多数的人们看来，新千年多算一年还是少算一年，无非是早一天或晚一天的区别，跟千载难逢这样需要等上一千年才能遇上一次的新千年相比，似乎不用太过计较了。何况，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人活上一千年；更何况，古往今来，人类生生灭灭，又有多少人在活着时刚好踏上辞旧迎新这个坎儿上的？而且，这一次是真正的一辞一千年、一迎一千年，套用一句佛经中生死轮回的话来说：一千年的光阴，够生命轮回好多次了。基于这个原因，有朋友戏言：《我为死囚写遗书》是一部跨世纪的作品——不是跨一百年这样的世纪，而是一下子跨了一千年。
在这期间，有好多次，我试图把这些案例写成一篇又一篇“普法”文章投寄给报刊社，从大道理上来讲，通过这些案例可以警醒世人，从个人私利来讲，这样的“普法”文章便于发表。可是，同样有好多次，我放弃了。放弃的原因很简单：这样的“普法”文章虽不说浩如烟海，但也多如牛毛。至于这种千篇一律的案例文章是否真的达到了“普法”的教化作用？我心中打着深深的问号。在苦苦的思索中，某天晚上，灵感一闪，我忽然间寻到了一条与传统案例完全不同的写作方法，那就是“敬畏”。
——不是敬畏那些已经化成朽骨的死囚，而是对生命的敬畏，也就是说，活着，让生命鲜活地存在下来，这是世界上最有尊严、最幸福无比的事情。
我坚信，从新闻效应的角度讲，任何案例都会失效，然而，从生命角度讲，世上从来就没有过时的人性，否则，爱情与死亡就不会被人们称为文学创作的两大永恒主题。
我还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西藏青年报》在成都办的子刊《男报周刊》的主编无意中得知这一信息，几乎一天一个电话催稿，《我为死囚写遗书》写到三分之一时，编辑们已经忍耐不住了，他们率先在《男报周刊》开设专栏连载。由于《我为死囚写遗书》角度新颖、独特，引起良好的社会反响。紧跟着，应广大成都市民的要求，同处成都的《天府早报》征得作者同意后，全文转载《我为死囚写遗书》。从此，我与千里之外的《天府早报》结下不解之缘，我后来陆续创作的多部长篇小说全部在《天府早报》连载。一段时期内，我的作品成为《天府早报》的品牌栏目，《天府早报》还破天荒为我的作品连续三天打出高十厘米的彩色通栏广告。作品连载到高峰期时，报纸每天辟出半个版面，以四至五千字的篇幅发表，有些广告商明确要求将广告位与我的连载专栏排列在一起。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钮立三先生出差成都，看了几期《天府早报》上连载的《我为死囚写遗书》后，亲赴重庆江津，与作者商谈影视剧改编。更为有趣的是，一位往日十分荣光的大富翁白普（化名），在生意场上被一个披着红色外衣的“官匪”将他所有的财产洗白后，他谋划了一个与“官匪”同归于尽的计划，就在计划实施前一天，他偶然读到《天府早报》上连载的《我为死囚写遗书》，于是，他通过《天府早报》与作者取得联系，又将作者请到成都……后来，我将这个故事写成了长篇纪实小说《官匪县太爷》。该作率先在《天府早报》连载，黑龙江《章回小说》月刊分两期发表，反响很好。
我为死囚写遗书 第一部分
自序(1)
公元2006年5月25日，《重庆晚报》用半个版面介绍了中国“欢”姓第一人——欢镜听。当天下午，香港凤凰卫视与欢镜听取得联系，为他制作了一期专题节目，2006年6月20日晚，香港凤凰卫视在“冷暖人生”栏目中用四十分钟时间向海内外广大观众介绍了欢镜听曲折、传奇的人生历程，其中，重点介绍了欢镜听在监狱中为死囚写遗书的特殊经历。紧跟着，河北电视台、重庆电视台、时代信报、南京周末等媒体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到欢镜听身上……
“欢镜听”即我本人——这是我的真名。我的笔名叫作：欢镜听行道。
1996年10月至1998年4月，我曾在重庆市某看守所有过一年半的牢狱生涯（详见附录《中国“欢”姓第一人》）。在狱中，我曾经为一百多名死囚写过遗书，为他们办理过今生今世交待的最后的“后事”。当时，这些鲜活的生命离执行死刑的时间，仅有十多个小时了。坦诚地讲，当我为死囚写第一份遗书时，笔尖禁不住划破了好几张稿纸，内心的战栗（并非震撼）让我好多天难以平静。可是，当我替死囚写了数十份遗书后，那种内心的战栗因司空见惯而渐渐趋于平常，到后来，坐到我面前的，似乎不是鲜活的人命，而是自由市场上那些待宰的活鸡，也就是说，在见多了死刑犯之后，我的心灵也磨出了厚厚的趼子，对生命不再抱有敬畏，而是一片麻木。
我在动笔写作本书时，已经是20世纪末叶，待到脱稿时，正逢全世界都在庆祝新千年——21世纪的到来。那段时间，似乎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挂满了千禧年的横幅。尽管，有许多学者在媒体上大声提醒人们：新千年应该从2001年算起，而且，千禧年这个提法也不准确。然而，学者们的呼吁并未阻挡人们迎接千禧年的热情。也许，在大多数的人们看来，新千年多算一年还是少算一年，无非是早一天或晚一天的区别，跟千载难逢这样需要等上一千年才能遇上一次的新千年相比，似乎不用太过计较了。何况，人类历史上，从未有人活上一千年；更何况，古往今来，人类生生灭灭，又有多少人在活着时刚好踏上辞旧迎新这个坎儿上的？而且，这一次是真正的一辞一千年、一迎一千年，套用一句佛经中生死轮回的话来说：一千年的光阴，够生命轮回好多次了。基于这个原因，有朋友戏言：《我为死囚写遗书》是一部跨世纪的作品——不是跨一百年这样的世纪，而是一下子跨了一千年。
在这期间，有好多次，我试图把这些案例写成一篇又一篇“普法”文章投寄给报刊社，从大道理上来讲，通过这些案例可以警醒世人，从个人私利来讲，这样的“普法”文章便于发表。可是，同样有好多次，我放弃了。放弃的原因很简单：这样的“普法”文章虽不说浩如烟海，但也多如牛毛。至于这种千篇一律的案例文章是否真的达到了“普法”的教化作用？我心中打着深深的问号。在苦苦的思索中，某天晚上，灵感一闪，我忽然间寻到了一条与传统案例完全不同的写作方法，那就是“敬畏”。
——不是敬畏那些已经化成朽骨的死囚，而是对生命的敬畏，也就是说，活着，让生命鲜活地存在下来，这是世界上最有尊严、最幸福无比的事情。
我坚信，从新闻效应的角度讲，任何案例都会失效，然而，从生命角度讲，世上从来就没有过时的人性，否则，爱情与死亡就不会被人们称为文学创作的两大永恒主题。
我还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西藏青年报》在成都办的子刊《男报周刊》的主编无意中得知这一信息，几乎一天一个电话催稿，《我为死囚写遗书》写到三分之一时，编辑们已经忍耐不住了，他们率先在《男报周刊》开设专栏连载。由于《我为死囚写遗书》角度新颖、独特，引起良好的社会反响。紧跟着，应广大成都市民的要求，同处成都的《天府早报》征得作者同意后，全文转载《我为死囚写遗书》。从此，我与千里之外的《天府早报》结下不解之缘，我后来陆续创作的多部长篇小说全部在《天府早报》连载。一段时期内，我的作品成为《天府早报》的品牌栏目，《天府早报》还破天荒为我的作品连续三天打出高十厘米的彩色通栏广告。作品连载到高峰期时，报纸每天辟出半个版面，以四至五千字的篇幅发表，有些广告商明确要求将广告位与我的连载专栏排列在一起。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导演钮立三先生出差成都，看了几期《天府早报》上连载的《我为死囚写遗书》后，亲赴重庆江津，与作者商谈影视剧改编。更为有趣的是，一位往日十分荣光的大富翁白普（化名），在生意场上被一个披着红色外衣的“官匪”将他所有的财产洗白后，他谋划了一个与“官匪”同归于尽的计划，就在计划实施前一天，他偶然读到《天府早报》上连载的《我为死囚写遗书》，于是，他通过《天府早报》与作者取得联系，又将作者请到成都……后来，我将这个故事写成了长篇纪实小说《官匪县太爷》。该作率先在《天府早报》连载，黑龙江《章回小说》月刊分两期发表，反响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