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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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伦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思路敏捷,而且非常严谨,从不忽略任何细节。当我们的第一次会面结束的时候,我感到似乎被他的冷静和耐心考验了一番。但使我担心的是他是个文职人员,没有受过情报工作的训练。他是否能根据这些自相矛盾的情报作出正确的判断呢?他没有参考咨询材料,不能对照其它间谍案件如菲尔比、布伦特和布莱克案件的分量,来判断霍利斯案件的分量,只有多年在秘密世界工作所获得的经验才能给人这种直觉。

  特伦德在军情五处的声誉很高。绝大多数人都喜欢他而不喜欢以疯狂出名的前任内阁大臣诺曼·布鲁克。诺曼·布鲁克和我在同一个俱乐部。在他退休以后,我不时找他聊聊。他非常注意从不对他的后任作任何评论,但却常常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即现在的事比他在位时糟糕得多。特伦德从容镇定,在整个六十年代,他代表情报部门同财政部作了不懈的斗争。

  后来,特伦德在莱肯菲尔德大楼又呆了一年。我有时在走廊里碰见他。他从不多说话,一九七五年底他又叫我去他办公室,那时我们已经从莱肯菲尔德大楼搬出,到阴森森的高尔街办公了。

  他要同我谈谈指控问题。他说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些指控都很陈旧。

  “是这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指控中所提到的日期的巧合。它们同在一个时间里,这委实有点琢磨不透。”

  特伦德说,戈利金似乎不能提供更多的线索。特伦德对戈利金的结论是“没用了”,我也同意。在调查上层被渗透的问题中,戈利金并没有给我们什么帮助,他最多不过是告诉了我们在情报部门的上层藏有间谍。

  特伦德同时把中级间谍的档案也搁置一边了。

  他说:“这个案子的确很难弄,但又不能不看,我想现在可以把它们丢开了。”

  他把眼镜扶正,拣起另一个卷宗,说:“现在让我们谈谈沃尔科夫一案吧?”

  他问我,在重新译好文件以后,在对指控进行进一步的调查时是不是有点过于挑剔了?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认为,”我说,“处理这些案件的方法只有两种,一是对指控进行推测,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线索?我们应当怎样来查找线索?另一种方法是从科学出发,对所有情报进行仔细、准确地分析,然后根据这些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

  “这是埃里案件,”特伦德说,“我知道你曾找阿克梅多夫核对过情况,但却没有追查下去;通讯中没有提到埃里,对吗?”

  “我并不指望通讯里会提到埃里,如果埃里真是个非法分子,那么他的通讯联络信号就是不通过使馆的非法通讯信号。只要我们找到索妮妮信号,我们就可以查出埃里,可是我们没找到索妮妮信号。”

  “你仍坚持认为埃里就是霍利斯?”

  “是的。”

  “你不怀疑你的判断?”

  “不。而且,现在我更有把握了。”

  特伦德文雅地叹了一口气。

  “但没有思想基础……”

  “有,那是在中国。”

  “啊,对了,”他低声说,“中国……”余音很长。

  特伦德终究是个行家。我根本无法猜透他的心思。我相信他确实非常重视内部间谍一案,但他只是向我提了一下怀疑霍利斯是否确有证据以外,什么也没透露。

  我也没能从汉利那里打听出特伦德的结论,以后我再没提过这件事。我估计特伦德的报告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我退休前写完的,最后的收尾工作是撒切尔夫人在一九八一年完成的。她在下院报告说,特伦德爵士得出结论,霍利斯不是苏联情报局的间谍。特伦德相信霍利斯是无辜的,而我却相信他有过背叛行为。这正如同样一个人既可以相信上帝又可以相信财神一样,信则有,不信则无。现在我意识到个人的看法终究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事实才能揭开永恒的秘密。

  临近退休的几个月,我感到阵阵厌倦。我不知道应当留在英国继续战斗呢,还是赶紧脱身远走高飞?我的健康状况虽然差了,再提退休金也是很可笑的,但我的记忆还是很好的。

  临近圣诞节的一天下午,我最后一次同维克托开着车到他在剑桥的乡村别墅去。开口谈谈是多么艰难啊!可我心里有很多话要说,有很多话在我心里,我在等待着倾诉。

  “你打算以后怎么过?”他问。

  “不知道,大概去澳大利亚吧。”我回答说。

  汽车在路上奔驰,两旁的沼泽在我们的眼前一闪而过。我已看见在远处的剑桥大学的尖顶了。

  过了一会,维克托说:“你想让别人来说服你去?”

  “也许是这样。”

  我愁眉苦脸,我又没有赢。英国情报部门开展了像十六世纪欧洲的宗教改革那样的运动,天主教已经让位于清教了。我所经历的战争已经成为历史了。

  “彼得,你应该走,到那里去晒晒太阳,调节一下,养养身体。让别的人去烦恼吧!过去,你一个人一直都是在做三个人的工作。”维克托说。

  汽车的引擎发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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