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1章
他明显觉得，无论审讯如何进行，他是不可能取胜的。和汉利不一样，他不能指望走过炼狱而不伤筋骨。
三天后的一个上午，他冷峻地走进房间，坐在对着我的那张桌子边上。
“是我对你说些什么的时候了，”他说，“我已经决定坦白……”
我给吉姆递了个眼色，他立刻开始做记录。这只是个附加的预防措施，因为所有的谈话我们都录了音。
“是的，”他继续说，“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这件事对什么人谈谈。你是对的……我就是你们正在找的间谍。”
他扭弯了身子坐在我的面前，肩膀抖动着，好像在流泪。但这样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后来他抬起了头，两眼直视着我。
“你真是这个意思吗，格雷格？”我问。
“你们有证人，不是吗？”
“你知道你必须对处里有个交待吗？”
他点点头。我斜过身去告诉吉姆，让他去通知局长的安全官汤姆·罗伯茨，并安排特别处立即派人来。史蒂文斯和我相对而坐，堆在我面前的那些文件和问题，刹那间都变得多余了。
“这都是真的，”他再一次说，声音非常清楚。
我告诉他，在汤姆·罗伯茨到达之前，最好什么也别说。吉姆·帕特里克回来了，我们悄无声息地坐了一会。然后，我注意到史蒂文斯的肩膀又开始抖动了。有一阵我想他是在哭泣，甚至也许会一下子垮下来。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该死，”我对自己说，“我应该叫局里的医生来守在一边的。”
接着，他突然爆发出了一阵大笑。
“你们真的相信我说的，是不是？”他说道。
我一下子感到十分难堪，只觉得脸上发烧。
“我不太清楚……”
“你们想要一个间谍，是不是？我想我能给你们一个。我知道，我总归要给开除的。”他说着，突然间满脸通红，反正玩笑已经开过了。
“我想我们不应该在这儿讨论这种事情，”我回答说，“汤姆·罗伯茨马上就要来这儿，你可以向琼斯解释这一切。”
就我所知道的情况来看，这是一篇真正的坦白（他现在正在试图撤回它）。我觉得我非常了解史蒂文斯，相信这只是个恶作剧。可是他干的是一件大蠢事，他在这场调查中幸存下来的机会几乎肯定是失去了。
琼斯听到此事后感到震惊。他是个律师，一向对军情五处处理问题的圆熟手段十分称颂。
“你认为怎么样？’当我回到他的办公室时他问我，“是假供还是后来又翻供了？”
“你知道我的观点，”我回答说，“我肯定他是清白的，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个中级间谍的指控纯属捏造。我只认为他神经有点不正常……”
琼斯咕噜了一声。对于他这样一个稳重的人，假叛徒的故事总是倒胃口的。
“你是不是认为全部事情都是捏造的？我指的是戈林涅夫斯基的事情。”
我告诉他我们在审讯前核对过录音。
“我甚至也让史蒂文斯核对过译文，哦，戈林涅夫斯基是这样说的。”
“别指望我们再留用他了，”他咬着烟斗自言自语地说，“这个人显然精神不健全。波兰的事情也真稀奇古怪。这种事情要是上了报的话……”
他挥了挥手让我离开。
不到一个小时，格雷戈里·史蒂文斯就被解职了。他和琼斯在一起呆了十分钟，然后汤姆·罗伯茨把他带到了莱肯菲尔德大楼外面的人行道上。他甚至连他的办公桌也没来得及清理。
几天以后，阿瑟来看我。自从他到军情六处后，我们难得见面。他老了，看上去精力大不如以前，但仍不能忘怀过去的事情。他想要了解史蒂文斯的事情，他们过去在D 处是好朋友，并且因为阿瑟比史蒂文斯年长许多，因此史蒂文斯对他几乎是怀着一种父亲般的感情。
“你们非得要这样做吗？”他问我。
我对他讲了关于中级间谍、撤回供词以及困扰着我们大家的种种混乱和怀疑。
“我们还能干什么呢？”我问，“我们怎么能叫白厅去搞他们的审查，而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呢？”
“我们大家都中邪了。”他轻声说。
格雷戈里·史蒂文斯的离职使办公室笼罩在巨大的悲戚的阴影之中。他是个受欢迎的人，所以我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责备。除了一小部分高级官员外，没有人知道导致对史蒂文斯的调查的前因后果、怀疑军情五处高层渗透的漫长历史、布伦特的供认、“流畅”指向罗杰·霍利斯爵士的结论的可怕秘密、以及猎捕中级间谍等等。
流言开始在局里传播，说是D 处三科正在进行一种内部的审查清洗，像史蒂文斯这一类官员正是这种清洗的牺牲品，还有人把这称为盖世太保。一些年轻的职员开始在饭厅里回避我。同我的许多同事间的随便交谈也越来越少。我们这些和搞渗透问题有关的人全部受到孤立，我们被人害怕，遭人白眼。
在军情六处，情形也差不多。在受到多年的冷落之后，六十年代中期委任了新领导人克利斯托弗·菲尔波茨负责反间谍处的工作，那正是“流畅”计划出台的时候。菲尔波茨大体上具有那种传统英国情报机构里的老派人物的形象。他是个有魅力的旧军人，喜欢喝杜松子酒，戴老式围巾和领花。他是个严于纪律的人，认为在菲尔比叛逃后，军情六处的奥吉亚斯王的牛圈需要清扫。尽管狄克·怀特尽了最大努力，军情六处还仍然处在由菲尔比、苏伊士运河、克拉布中校事件造成的创伤的恢复当中。要在机构内部重建自信心，前提是对安全工作程序和人员作一番彻底的审查。那些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他们的背景情况的人必须离开，这是国家安全的需要，怀疑最终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三天后的一个上午，他冷峻地走进房间，坐在对着我的那张桌子边上。
“是我对你说些什么的时候了，”他说，“我已经决定坦白……”
我给吉姆递了个眼色，他立刻开始做记录。这只是个附加的预防措施，因为所有的谈话我们都录了音。
“是的，”他继续说，“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这件事对什么人谈谈。你是对的……我就是你们正在找的间谍。”
他扭弯了身子坐在我的面前，肩膀抖动着，好像在流泪。但这样只持续了一小会儿，后来他抬起了头，两眼直视着我。
“你真是这个意思吗，格雷格？”我问。
“你们有证人，不是吗？”
“你知道你必须对处里有个交待吗？”
他点点头。我斜过身去告诉吉姆，让他去通知局长的安全官汤姆·罗伯茨，并安排特别处立即派人来。史蒂文斯和我相对而坐，堆在我面前的那些文件和问题，刹那间都变得多余了。
“这都是真的，”他再一次说，声音非常清楚。
我告诉他，在汤姆·罗伯茨到达之前，最好什么也别说。吉姆·帕特里克回来了，我们悄无声息地坐了一会。然后，我注意到史蒂文斯的肩膀又开始抖动了。有一阵我想他是在哭泣，甚至也许会一下子垮下来。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该死，”我对自己说，“我应该叫局里的医生来守在一边的。”
接着，他突然爆发出了一阵大笑。
“你们真的相信我说的，是不是？”他说道。
我一下子感到十分难堪，只觉得脸上发烧。
“我不太清楚……”
“你们想要一个间谍，是不是？我想我能给你们一个。我知道，我总归要给开除的。”他说着，突然间满脸通红，反正玩笑已经开过了。
“我想我们不应该在这儿讨论这种事情，”我回答说，“汤姆·罗伯茨马上就要来这儿，你可以向琼斯解释这一切。”
就我所知道的情况来看，这是一篇真正的坦白（他现在正在试图撤回它）。我觉得我非常了解史蒂文斯，相信这只是个恶作剧。可是他干的是一件大蠢事，他在这场调查中幸存下来的机会几乎肯定是失去了。
琼斯听到此事后感到震惊。他是个律师，一向对军情五处处理问题的圆熟手段十分称颂。
“你认为怎么样？’当我回到他的办公室时他问我，“是假供还是后来又翻供了？”
“你知道我的观点，”我回答说，“我肯定他是清白的，因为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个中级间谍的指控纯属捏造。我只认为他神经有点不正常……”
琼斯咕噜了一声。对于他这样一个稳重的人，假叛徒的故事总是倒胃口的。
“你是不是认为全部事情都是捏造的？我指的是戈林涅夫斯基的事情。”
我告诉他我们在审讯前核对过录音。
“我甚至也让史蒂文斯核对过译文，哦，戈林涅夫斯基是这样说的。”
“别指望我们再留用他了，”他咬着烟斗自言自语地说，“这个人显然精神不健全。波兰的事情也真稀奇古怪。这种事情要是上了报的话……”
他挥了挥手让我离开。
不到一个小时，格雷戈里·史蒂文斯就被解职了。他和琼斯在一起呆了十分钟，然后汤姆·罗伯茨把他带到了莱肯菲尔德大楼外面的人行道上。他甚至连他的办公桌也没来得及清理。
几天以后，阿瑟来看我。自从他到军情六处后，我们难得见面。他老了，看上去精力大不如以前，但仍不能忘怀过去的事情。他想要了解史蒂文斯的事情，他们过去在D 处是好朋友，并且因为阿瑟比史蒂文斯年长许多，因此史蒂文斯对他几乎是怀着一种父亲般的感情。
“你们非得要这样做吗？”他问我。
我对他讲了关于中级间谍、撤回供词以及困扰着我们大家的种种混乱和怀疑。
“我们还能干什么呢？”我问，“我们怎么能叫白厅去搞他们的审查，而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呢？”
“我们大家都中邪了。”他轻声说。
格雷戈里·史蒂文斯的离职使办公室笼罩在巨大的悲戚的阴影之中。他是个受欢迎的人，所以我不可避免地也受到了责备。除了一小部分高级官员外，没有人知道导致对史蒂文斯的调查的前因后果、怀疑军情五处高层渗透的漫长历史、布伦特的供认、“流畅”指向罗杰·霍利斯爵士的结论的可怕秘密、以及猎捕中级间谍等等。
流言开始在局里传播，说是D 处三科正在进行一种内部的审查清洗，像史蒂文斯这一类官员正是这种清洗的牺牲品，还有人把这称为盖世太保。一些年轻的职员开始在饭厅里回避我。同我的许多同事间的随便交谈也越来越少。我们这些和搞渗透问题有关的人全部受到孤立，我们被人害怕，遭人白眼。
在军情六处，情形也差不多。在受到多年的冷落之后，六十年代中期委任了新领导人克利斯托弗·菲尔波茨负责反间谍处的工作，那正是“流畅”计划出台的时候。菲尔波茨大体上具有那种传统英国情报机构里的老派人物的形象。他是个有魅力的旧军人，喜欢喝杜松子酒，戴老式围巾和领花。他是个严于纪律的人，认为在菲尔比叛逃后，军情六处的奥吉亚斯王的牛圈需要清扫。尽管狄克·怀特尽了最大努力，军情六处还仍然处在由菲尔比、苏伊士运河、克拉布中校事件造成的创伤的恢复当中。要在机构内部重建自信心，前提是对安全工作程序和人员作一番彻底的审查。那些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他们的背景情况的人必须离开，这是国家安全的需要，怀疑最终是为了国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