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安格尔顿正处于他的权力的顶峰，尽管他已开始有了一种紧张感。多年来，他一直同中央情报局的苏联处展开着一场暗中的官僚战，以便确保他的反间谍王国能够独立和扩大。出乎所有的预料之外，他竟然成功了，并在中央情报局内部拥有对所有行动和人员安排上的实际否决权。他控制着以色列事务，使中央情报局的特拉维夫站机构膨胀，人员超编。他确保同英国情报部门来往的所有重要通讯都通过他本人，而绕开伦敦分站。他甚至成功地建立了他自己的反情报密码，独立于他认为不安全的中央情报局的通讯之外，虽然我们大家都相信其真正原因是为了建立自己的王国。
卡扎布会议是他的杰出的成就。西方情报部门最出色、最显赫和最高级的官员，每隔十八个月就要会聚到一起来讨论他提出的议事日程——苏联的威胁，反情报的作用——并制定生死攸关的未来规划。在安格尔顿的心目当中，卡扎布会议没有什么理由不可能成为创建一个西方联合情报司令部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该司令部能够向苏联集团进行挑战。
卡扎布会议与安格尔顿的气质十分相合。他在极其安全的经过电子技术清查的环境里，抓住“镜中荒野”无止境的疑难问题进行搏斗时似乎显得最轻松。我对这些会议非常支持，它们是十分重要的。
赌博是卡扎布会议的一个主要的特色。每天会议结束时都要打一回扑克牌。安格尔顿对这种游戏非常精通，尽管我有时能够让他输光。赛马偶尔也被作为一种消遣。我记得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纽约召开卡扎布会议期间，安格尔顿成了华盛顿国际赛马活动卡扎布会议的赌注登记人，主要是猜测赛马活动的第一天下午从世界各地来的马的情况。会前，我让安格尔顿给一匹英国马押上一百美元的赌注。这匹马的骑手是前一年的冠军马的骑手莱斯特·皮戈特。这匹英国马并不很引人注目，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这帮人急于让人看见他们在摇旗呐喊，甚至在最秘密的会议室里也是如此。很快他们当中就有人押上了五百美元的赌注。
那天下午，安格尔顿就苏联长期搞假情报技术问题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大多数人的心思，至少在英国人方面，都被牵到了赛马场的跑道上了。一小时以后，安格尔顿的秘书走了进来，神情紧张地递给他一叠纸条。她从中拿出两张便条给他，第一张纸条上写着：“你的房子要卖多少钱，吉姆？”第二张纸条上写着：“英国马赢了！”
“天哪！’安格尔顿骂道，“我忘了停下赌博活动了。那匹该死的英国马以十一比一获胜。”
那天晚上，当我们乘中央情报局的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回国时，安格尔顿在机舱里慢慢地走来走去，从一大叠一百元的钞票中拿出钱来付清账务。
“这是我为西方作出的牺牲……”他在付钱时这样说。
但是这种幽默没能掩饰住他在中央情报局四处树敌的事实——在苏联处，嫉妒他的权力的其他处长中，以及在那些仕途上遭到他破坏的官员当中。赫尔姆斯任处长时，他是安全的，但越南战争迅速改变了中央情报局的面貌，要求缓和的日益浓厚的政治风气已开始破坏他的王国赖以建立的冷战怀疑的基础。
冷战老将比尔·哈维已经走了，因为酗酒而被迫退休。安格尔顿也喝得过了头，他的面色开始苍白而憔悴。他的情绪也变了，他变得愈来愈内向，他那乏味的幽默愈来愈少了。他似乎很压抑，好斗，愈加对别人不信任，人们也愈加反对他。
饮酒、抽烟和钓鱼是安格尔顿的主要松弛方法。巴里·拉塞尔·琼斯惊奇地告诉我，说他陪伴安格尔顿到他在爱达荷拥有的一条小河去钓鱼的途中，发现安格尔顿每隔一百码就要在水下埋下杰克·丹尼尔牌啤酒，以便不会缺酒喝。回到华盛顿后，他的娱乐则是养珍奇的兰花（他是个世界专家），皮革制作，金箔敲制，或为他的朋友和崇拜者做钓饵。
安格尔顿和我一直谈到凌晨四点钟。我们研究检查了叛逃的每一种可能的情况。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谁是叛逃的，谁是被派来的？这些线索就像铭记在儿童脑海里的诗篇。我们两人都忧虑不安。有许多事都得依赖于对叛逃者作出的正确判断上——对他来说，总统被刺的事要在这种基础上解决；对我来说，下一步行动是追捕老鼠，这也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最后我们从亚历山大利亚走回到第四十四大街桥，安格尔顿把他的车停在靠近国家公墓的冲绳纪念碑后面。安格尔顿富有满腔爱国情，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即崇敬国旗、民族传统的象征等，如冲绳纪念碑，使他十分入迷。他停下来远远地望着它。汽车一辆一辆地从我们旁边唆唆而过。
“这是金的工作。”他喃喃地说，这是我听到他很少几次谈起他的老朋友菲尔比当中的一次。
如果在六十年代初就有用叛逃者来欺骗西方的阴谋，那么我们是很容易上圈套的。整个那几年，为了尽全力吸引叛逃者，伦敦和华盛顿都有一项自觉的政策。他们被看作是能够破坏捷尔任斯基广场上那台正常工作的机器的秘密武器。这项政策的一部分是由于内疚情绪而产生的。早期的叛逃者如古曾科和冯·彼得洛夫，他们的服务所得的奖赏是很可怜的，他们对自己受到的待遇感到寒心。他们得了一笔钱后就被赶了出来进了冷宫，只得指望自己竭尽全力来解决生计，大部分叛逃者都无法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内疚还由于安全方面的安排不周，致使沃尔科夫和克里维茨基死去。我们担心消息传回东方会进一步阻止那边的人来接近我们，除非我们做出自觉的努力来显示叛逃的好处。
卡扎布会议是他的杰出的成就。西方情报部门最出色、最显赫和最高级的官员，每隔十八个月就要会聚到一起来讨论他提出的议事日程——苏联的威胁，反情报的作用——并制定生死攸关的未来规划。在安格尔顿的心目当中，卡扎布会议没有什么理由不可能成为创建一个西方联合情报司令部的第一个决定性步骤，该司令部能够向苏联集团进行挑战。
卡扎布会议与安格尔顿的气质十分相合。他在极其安全的经过电子技术清查的环境里，抓住“镜中荒野”无止境的疑难问题进行搏斗时似乎显得最轻松。我对这些会议非常支持，它们是十分重要的。
赌博是卡扎布会议的一个主要的特色。每天会议结束时都要打一回扑克牌。安格尔顿对这种游戏非常精通，尽管我有时能够让他输光。赛马偶尔也被作为一种消遣。我记得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纽约召开卡扎布会议期间，安格尔顿成了华盛顿国际赛马活动卡扎布会议的赌注登记人，主要是猜测赛马活动的第一天下午从世界各地来的马的情况。会前，我让安格尔顿给一匹英国马押上一百美元的赌注。这匹马的骑手是前一年的冠军马的骑手莱斯特·皮戈特。这匹英国马并不很引人注目，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这帮人急于让人看见他们在摇旗呐喊，甚至在最秘密的会议室里也是如此。很快他们当中就有人押上了五百美元的赌注。
那天下午，安格尔顿就苏联长期搞假情报技术问题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大多数人的心思，至少在英国人方面，都被牵到了赛马场的跑道上了。一小时以后，安格尔顿的秘书走了进来，神情紧张地递给他一叠纸条。她从中拿出两张便条给他，第一张纸条上写着：“你的房子要卖多少钱，吉姆？”第二张纸条上写着：“英国马赢了！”
“天哪！’安格尔顿骂道，“我忘了停下赌博活动了。那匹该死的英国马以十一比一获胜。”
那天晚上，当我们乘中央情报局的一架小型螺旋桨飞机回国时，安格尔顿在机舱里慢慢地走来走去，从一大叠一百元的钞票中拿出钱来付清账务。
“这是我为西方作出的牺牲……”他在付钱时这样说。
但是这种幽默没能掩饰住他在中央情报局四处树敌的事实——在苏联处，嫉妒他的权力的其他处长中，以及在那些仕途上遭到他破坏的官员当中。赫尔姆斯任处长时，他是安全的，但越南战争迅速改变了中央情报局的面貌，要求缓和的日益浓厚的政治风气已开始破坏他的王国赖以建立的冷战怀疑的基础。
冷战老将比尔·哈维已经走了，因为酗酒而被迫退休。安格尔顿也喝得过了头，他的面色开始苍白而憔悴。他的情绪也变了，他变得愈来愈内向，他那乏味的幽默愈来愈少了。他似乎很压抑，好斗，愈加对别人不信任，人们也愈加反对他。
饮酒、抽烟和钓鱼是安格尔顿的主要松弛方法。巴里·拉塞尔·琼斯惊奇地告诉我，说他陪伴安格尔顿到他在爱达荷拥有的一条小河去钓鱼的途中，发现安格尔顿每隔一百码就要在水下埋下杰克·丹尼尔牌啤酒，以便不会缺酒喝。回到华盛顿后，他的娱乐则是养珍奇的兰花（他是个世界专家），皮革制作，金箔敲制，或为他的朋友和崇拜者做钓饵。
安格尔顿和我一直谈到凌晨四点钟。我们研究检查了叛逃的每一种可能的情况。谁是真的，谁是假的？谁是叛逃的，谁是被派来的？这些线索就像铭记在儿童脑海里的诗篇。我们两人都忧虑不安。有许多事都得依赖于对叛逃者作出的正确判断上——对他来说，总统被刺的事要在这种基础上解决；对我来说，下一步行动是追捕老鼠，这也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最后我们从亚历山大利亚走回到第四十四大街桥，安格尔顿把他的车停在靠近国家公墓的冲绳纪念碑后面。安格尔顿富有满腔爱国情，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现出来，即崇敬国旗、民族传统的象征等，如冲绳纪念碑，使他十分入迷。他停下来远远地望着它。汽车一辆一辆地从我们旁边唆唆而过。
“这是金的工作。”他喃喃地说，这是我听到他很少几次谈起他的老朋友菲尔比当中的一次。
如果在六十年代初就有用叛逃者来欺骗西方的阴谋，那么我们是很容易上圈套的。整个那几年，为了尽全力吸引叛逃者，伦敦和华盛顿都有一项自觉的政策。他们被看作是能够破坏捷尔任斯基广场上那台正常工作的机器的秘密武器。这项政策的一部分是由于内疚情绪而产生的。早期的叛逃者如古曾科和冯·彼得洛夫，他们的服务所得的奖赏是很可怜的，他们对自己受到的待遇感到寒心。他们得了一笔钱后就被赶了出来进了冷宫，只得指望自己竭尽全力来解决生计，大部分叛逃者都无法自己养活自己。这个内疚还由于安全方面的安排不周，致使沃尔科夫和克里维茨基死去。我们担心消息传回东方会进一步阻止那边的人来接近我们，除非我们做出自觉的努力来显示叛逃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