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2章
不到两年，汉利被调到波兰科（D 处二科），他的事业腾飞了。他先到香港去了两年半，后来又回到E 处（殖民地事务处），以后又当了D 处二科的科长，一九六0 年他作为C 处的处长成了委员会的成员。他的事业出现了一个上升的势头，然而他的背景上却有一个可能是间谍的剖面。这个遭受过童年苦难并怀有深深的不安全感的人，在他崭露头角的微妙时期，连续不断地同俄国人接触。也许他像布莱克一样好斗，俄国人便巧妙地利用了他那深藏着的仇恨情绪，直到这些情绪被激发成叛变行为。
问题在于，帕特里克和我都不相信这回事，尽管在纸上谈起来好像与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吻合。这与霍利斯案件恰好相反，我们都本能地相信案子是指向霍利斯的，而在纸上看起来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就汉利而言，“好斗”这种理论有些过了头。从他开始在军情五处干事业时，就被人们看作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尽管他的举止常常很吓人，但他的同级和上级都对他有很好的评价。他结婚后与妻子保持着一种亲密而忠诚的关系。最后还有这个精神病医生的证明。
间谍活动是一种几乎不留证据的犯罪行为，因此不管是好是坏，直觉总是在成功的侦破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一个反间谍官员在碰到疑点时，往往需要掌握一个背景，一条线索和一系列巧合，这些都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甚至像狄克·怀特曾说过的那样，会导致上帝显灵——即把各种事实汇集到一个结论上的时刻。可是汉利的线索把我们引向这一条路上，而直觉却把我们引向另一条路上。解决这起案件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审讯。我们于是向琼斯提交了报告。他同意了。
提到审问，大多数人的想像应是明亮的灯光下的残酷场面：穿着衬衫的人们正用进攻性很强的问题折磨着一名被剥夺了睡眠的嫌疑犯，直到他最后崩溃，倒在地板上饮泪，然后承认事实。实际生活当中的审讯要平常得多。军情五处的审讯是很有步骤的，通常在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之间进行。中间有休息时间吃饭。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间谍会坦白？秘密就在于要以优势压倒你桌子对面坐着的那个人。这是斯卡登作为一个审讯员的成功之秘诀。尽管我们在若干年后嘲笑他为我们后来知道是间谍的嫌疑犯洗刷罪名，可布伦特和其他的“五人集团”成员却真正地害怕他。当然，他在审讯室的优势并不是基于智力或体力，而主要是由于阿瑟·马丁和伊夫琳·麦克巴尼特提供给他的情况汇报，使像富克斯那类人相信斯卡登对他们的了解胜过他们对自己的了解。不仅是情况汇报帮助了斯卡登，监听技术也同样帮助了他。在富克斯案件当中，斯卡登相信富克斯是无辜的，直到他们指出富克斯在说谎。这个信息使斯卡登击败了富克斯，当然斯卡登自己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举止上，集中体现了通情达理的英国中产阶级的价值——午茶和花边窗帘——以至于那些被他审问的人不可能把他视为资本主义罪恶的代表，因而他们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平衡。
但是，如果汉利是个间谍，这一切对他都不生效。他是一个内行，他太熟悉这些花招了。就像菲尔比一样，他会眼看着打击到来。唯一对付一个内行的办法是对他进行一个极其彻底的审查。有关嫌疑犯的生活和经历的完整材料已编写好。把它用在审讯中，让他把整个情况过一遍。如果有任何偏离，省略或不准确的地方，就追问这些漏洞。如果嫌疑犯是有罪的，这种压力常常会导致他进一步出现漏洞，直到他的秘密工作开始显露出来。
军情五处的技术是一个不完善的系统，就像陪审团审判一样，它仍不失为一种最好的办法。它的优点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可隐藏的并具有承受紧张感的韧性，那么他是能够为自己刷清罪名的。它的缺点是，一个无辜的人往往在详细的调查中暴露出他隐藏着的弱点，从而不可能再继续工作下去。这有点像中世纪的审判：有时清白要用一生的代价来换取。
琼斯选择了自己来亲自主持对汉利的审问，他知道这将是一次困难的遭遇，而最终汉利的命运是握在他这双手中，他觉得把这项任务交给任何一个官员去执行都是不公平的。但他保证帕特里克和我可以在莱肯菲尔德D 处一科的工作间对整个审讯进行监听。
一天早上，汉利被通知到琼斯的办公室去，并告诉他有人对他进行指控，要求他立即接受审讯。审讯是在局长办公室里进行的，桌子上公开地摆着一个话筒，记录是在帕特里克和我在监听审讯的房间里进行的。整个头一天琼斯都让汉利谈他的生活。汉利非常诚实，有时是痛苦地做到这一点。他没有回避问题，对他的生活和内心情绪的细节也不隐瞒。第二天，我们把戈林涅夫斯基指控的细节告诉了他，他毫不感到震动。他同意说他完全符合指控中的细节，但他平静地声明他不是一个间谍，从来就不是，而且从来没有在任何阶段被俄国人或其他什么人拉拢过，尽管他在布达佩斯每星期至少要同那个被指控拉拢过他的俄国官员见一次面。
对汉利的审讯证明了秘密情报事业是一种搞欺骗和阴谋的职业，许多从事这种职业的人都具有超乎寻常的性格。汉利就是这样一个自豪的人，他珍惜他的成就，珍惜那些他感到将要到来的成就。一天早晨，他被请去接受一次严峻的审问，让逐年的盘问使其灵魂原形毕露。在整个过程当中，他都知道有些不露面的同僚在一步步地跟踪着他，在他家里窃听，在办公室里窃听，现在仍在窃听。大多数的人都没法承受住这种压力，每一个在监听的人时时刻刻都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汉利是个刚硬的汉子，我们现行的审讯系统是能够奏效的，然而他未受到丝毫损害，从烈火中闯了过来。
问题在于，帕特里克和我都不相信这回事，尽管在纸上谈起来好像与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吻合。这与霍利斯案件恰好相反，我们都本能地相信案子是指向霍利斯的，而在纸上看起来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
就汉利而言，“好斗”这种理论有些过了头。从他开始在军情五处干事业时，就被人们看作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尽管他的举止常常很吓人，但他的同级和上级都对他有很好的评价。他结婚后与妻子保持着一种亲密而忠诚的关系。最后还有这个精神病医生的证明。
间谍活动是一种几乎不留证据的犯罪行为，因此不管是好是坏，直觉总是在成功的侦破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一个反间谍官员在碰到疑点时，往往需要掌握一个背景，一条线索和一系列巧合，这些都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甚至像狄克·怀特曾说过的那样，会导致上帝显灵——即把各种事实汇集到一个结论上的时刻。可是汉利的线索把我们引向这一条路上，而直觉却把我们引向另一条路上。解决这起案件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审讯。我们于是向琼斯提交了报告。他同意了。
提到审问，大多数人的想像应是明亮的灯光下的残酷场面：穿着衬衫的人们正用进攻性很强的问题折磨着一名被剥夺了睡眠的嫌疑犯，直到他最后崩溃，倒在地板上饮泪，然后承认事实。实际生活当中的审讯要平常得多。军情五处的审讯是很有步骤的，通常在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之间进行。中间有休息时间吃饭。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间谍会坦白？秘密就在于要以优势压倒你桌子对面坐着的那个人。这是斯卡登作为一个审讯员的成功之秘诀。尽管我们在若干年后嘲笑他为我们后来知道是间谍的嫌疑犯洗刷罪名，可布伦特和其他的“五人集团”成员却真正地害怕他。当然，他在审讯室的优势并不是基于智力或体力，而主要是由于阿瑟·马丁和伊夫琳·麦克巴尼特提供给他的情况汇报，使像富克斯那类人相信斯卡登对他们的了解胜过他们对自己的了解。不仅是情况汇报帮助了斯卡登，监听技术也同样帮助了他。在富克斯案件当中，斯卡登相信富克斯是无辜的，直到他们指出富克斯在说谎。这个信息使斯卡登击败了富克斯，当然斯卡登自己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在举止上，集中体现了通情达理的英国中产阶级的价值——午茶和花边窗帘——以至于那些被他审问的人不可能把他视为资本主义罪恶的代表，因而他们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平衡。
但是，如果汉利是个间谍，这一切对他都不生效。他是一个内行，他太熟悉这些花招了。就像菲尔比一样，他会眼看着打击到来。唯一对付一个内行的办法是对他进行一个极其彻底的审查。有关嫌疑犯的生活和经历的完整材料已编写好。把它用在审讯中，让他把整个情况过一遍。如果有任何偏离，省略或不准确的地方，就追问这些漏洞。如果嫌疑犯是有罪的，这种压力常常会导致他进一步出现漏洞，直到他的秘密工作开始显露出来。
军情五处的技术是一个不完善的系统，就像陪审团审判一样，它仍不失为一种最好的办法。它的优点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可隐藏的并具有承受紧张感的韧性，那么他是能够为自己刷清罪名的。它的缺点是，一个无辜的人往往在详细的调查中暴露出他隐藏着的弱点，从而不可能再继续工作下去。这有点像中世纪的审判：有时清白要用一生的代价来换取。
琼斯选择了自己来亲自主持对汉利的审问，他知道这将是一次困难的遭遇，而最终汉利的命运是握在他这双手中，他觉得把这项任务交给任何一个官员去执行都是不公平的。但他保证帕特里克和我可以在莱肯菲尔德D 处一科的工作间对整个审讯进行监听。
一天早上，汉利被通知到琼斯的办公室去，并告诉他有人对他进行指控，要求他立即接受审讯。审讯是在局长办公室里进行的，桌子上公开地摆着一个话筒，记录是在帕特里克和我在监听审讯的房间里进行的。整个头一天琼斯都让汉利谈他的生活。汉利非常诚实，有时是痛苦地做到这一点。他没有回避问题，对他的生活和内心情绪的细节也不隐瞒。第二天，我们把戈林涅夫斯基指控的细节告诉了他，他毫不感到震动。他同意说他完全符合指控中的细节，但他平静地声明他不是一个间谍，从来就不是，而且从来没有在任何阶段被俄国人或其他什么人拉拢过，尽管他在布达佩斯每星期至少要同那个被指控拉拢过他的俄国官员见一次面。
对汉利的审讯证明了秘密情报事业是一种搞欺骗和阴谋的职业，许多从事这种职业的人都具有超乎寻常的性格。汉利就是这样一个自豪的人，他珍惜他的成就，珍惜那些他感到将要到来的成就。一天早晨，他被请去接受一次严峻的审问，让逐年的盘问使其灵魂原形毕露。在整个过程当中，他都知道有些不露面的同僚在一步步地跟踪着他，在他家里窃听，在办公室里窃听，现在仍在窃听。大多数的人都没法承受住这种压力，每一个在监听的人时时刻刻都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汉利是个刚硬的汉子，我们现行的审讯系统是能够奏效的，然而他未受到丝毫损害，从烈火中闯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