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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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康斯坦丁·沃尔科夫的清单是我们调查的第一个案件，也是D 处三科为了追查清单中提到的两个外交部间谍当中的第二个人而进行的重点调查项目。我决定请杰弗里·萨德伯里把整个文件重新译出来，此人是政府通讯总部负责“维诺纳”计划的官员。萨德伯里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尤其是，由于通过“维诺纳”计划，他熟悉沃尔科夫企图叛逃时俄国情报机关所使用的行话，而原来这个文件的译者却不懂这些行话，原来的译者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官员。
沃尔科夫的清单里有一条尤其令我迷惑，原来的译文提到，他知道伦敦重要机构里的重要苏联间谍的档案和文件。译文里有这样一段话：“根据他们的假名来判断，有七个这样的间谍，五个在英国情报部门，两个在外交部，我知道，例如，其中一名间谍担任着英国反间谍某部门的领导职务。”
一九五一年菲尔比案件的材料第一次进行汇编时，军情五处就假定沃尔科夫所提到的最后那个间谍是菲尔比，因为他在一九四五年的确担任过军情六处负责反间谍的领导职务。但是，我从“维诺纳”计划中学到足够的俄文，发现有两个字在原来的译文中没有出现过——一个词是“otdel ”，意思是“处”，下面紧接着的另一个词是“upravalenie ”，意思是“理事会”或“高级处”。不管怎么说，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沃尔科夫的这段话就一定指的是菲尔比。英国情报机构共有五名间谍，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容易被认为是菲尔比。
我把沃尔科夫的清单交给萨德伯里几天后，他激动地给我打来电话，那时他几乎忘了转换电话扰频器。
“原来的译文是错误的，”他说，“全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专用语言。起草这份文件的人显然是一个很高级的官员，他写得很仔细，有丰富的职业技巧和知识。真正的译文应该是这样的：‘我知道，例如，其中有一个间谍正担负着英国反间谍局某个处的领导职责。’
“事实上，我倒认为这个人的位置是暂时的。他正‘担任着职务’，而不一定就是这个职务本身，这使我认为他是一个代理领导人或类似这样的职务……”
“我没有听明白。”我小心地回答说。
“你还不明白？”杰弗里的喊叫声夹杂着电子噪声传了过来，“英国反间谍局是军情五处而不是军情六处！”
这意思很清楚。如果萨德伯里是对的，那就不是菲尔比，也不是布伦特，因为他从来没有当过任何代理领导人。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担任过英国反间谍局某处的代理领导人的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罗杰·霍利斯。
第二起指控是伊戈尔·古曾科说的军情五处的间谍“埃里”。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时是在安妮·拉斯特的笔记本上，那时正在对米切尔进行调查。“流畅”对埃里案件重新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古曾科的埃里案件不同寻常，它出现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与沃尔科夫提出的“代理领导人”的指控正好是在同一时期，与我们获得“维诺纳”计划的突破正好同在一天。
沃尔科夫说的事件要点很简单，他说他知道军情五处内部有一个间谍，他是从一个叫卢比莫夫的朋友那里知道这事的。卢比莫夫一九四二年在莫斯科的格鲁乌的主要密码室与沃尔科夫一起工作。埃里的通讯方式是死信信箱，其中一个信箱是墓碑的缝隙处。古曾科说，埃里有些东西与俄国有关，或者在他的背景方面，或者因为他访问过俄国，或者他会讲俄语。埃里是一个重要的间谍，因为他能够从军情五处拿走有关在伦敦的俄国人的档案。
卢比莫夫给他看了那个代号叫“埃里”的间谍发来的部分电报。古曾科说，每当埃里的电报一来，就由密码室的一名妇女先读一下电报译文，如果有必要，可直接送给斯大林。我邀请一个原格鲁乌的高级官员到英国来，此人是在大战结束时叛逃到西方来的。我问他，那个读电文的妇女是谁，他说她叫维拉，直接在他的手下工作，负责指挥在西方的所有格鲁乌非法分子。可是由于保密规定，她从不把她所控制的间谍人员的身份告诉他。战争时期，在瑞士为格鲁乌工作的非法间谍亚历山大·富特，在四十年代末叛逃之前也把维拉（见他写的《间谍手册》）描绘成他在一九四五年去莫斯科受训时的女负责人。
古曾科讲的事件中的第一个问题是，自从他在一九四五年第一次告密以后，他经常改变细节。“军情之五”成了军情五处，这个区别是很关键的。从理论上讲，“军情之五” 可以指军事情报局的五处。 菲尔比在一九四二年的确在秘密情报局（前军情五处）的五处工作过。古曾科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已经是一个无法挽救的酒徒了，让他回忆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是完全不可靠的。我向皇家加拿大骑警队要求再见一次古曾科，可他们告诉我们，古曾科由于贪杯又贪财，给加拿大当局造成了不少麻烦。他们害怕同古曾科进一步进行接触会使问题恶化，而且还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古曾科可能把我们会见他的目的传出去。
第十九章
康斯坦丁·沃尔科夫的清单是我们调查的第一个案件，也是D 处三科为了追查清单中提到的两个外交部间谍当中的第二个人而进行的重点调查项目。我决定请杰弗里·萨德伯里把整个文件重新译出来，此人是政府通讯总部负责“维诺纳”计划的官员。萨德伯里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尤其是，由于通过“维诺纳”计划，他熟悉沃尔科夫企图叛逃时俄国情报机关所使用的行话，而原来这个文件的译者却不懂这些行话，原来的译者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官员。
沃尔科夫的清单里有一条尤其令我迷惑，原来的译文提到，他知道伦敦重要机构里的重要苏联间谍的档案和文件。译文里有这样一段话：“根据他们的假名来判断，有七个这样的间谍，五个在英国情报部门，两个在外交部，我知道，例如，其中一名间谍担任着英国反间谍某部门的领导职务。”
一九五一年菲尔比案件的材料第一次进行汇编时，军情五处就假定沃尔科夫所提到的最后那个间谍是菲尔比，因为他在一九四五年的确担任过军情六处负责反间谍的领导职务。但是，我从“维诺纳”计划中学到足够的俄文，发现有两个字在原来的译文中没有出现过——一个词是“otdel ”，意思是“处”，下面紧接着的另一个词是“upravalenie ”，意思是“理事会”或“高级处”。不管怎么说，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沃尔科夫的这段话就一定指的是菲尔比。英国情报机构共有五名间谍，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容易被认为是菲尔比。
我把沃尔科夫的清单交给萨德伯里几天后，他激动地给我打来电话，那时他几乎忘了转换电话扰频器。
“原来的译文是错误的，”他说，“全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专用语言。起草这份文件的人显然是一个很高级的官员，他写得很仔细，有丰富的职业技巧和知识。真正的译文应该是这样的：‘我知道，例如，其中有一个间谍正担负着英国反间谍局某个处的领导职责。’
“事实上，我倒认为这个人的位置是暂时的。他正‘担任着职务’，而不一定就是这个职务本身，这使我认为他是一个代理领导人或类似这样的职务……”
“我没有听明白。”我小心地回答说。
“你还不明白？”杰弗里的喊叫声夹杂着电子噪声传了过来，“英国反间谍局是军情五处而不是军情六处！”
这意思很清楚。如果萨德伯里是对的，那就不是菲尔比，也不是布伦特，因为他从来没有当过任何代理领导人。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担任过英国反间谍局某处的代理领导人的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罗杰·霍利斯。
第二起指控是伊戈尔·古曾科说的军情五处的间谍“埃里”。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时是在安妮·拉斯特的笔记本上，那时正在对米切尔进行调查。“流畅”对埃里案件重新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古曾科的埃里案件不同寻常，它出现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与沃尔科夫提出的“代理领导人”的指控正好是在同一时期，与我们获得“维诺纳”计划的突破正好同在一天。
沃尔科夫说的事件要点很简单，他说他知道军情五处内部有一个间谍，他是从一个叫卢比莫夫的朋友那里知道这事的。卢比莫夫一九四二年在莫斯科的格鲁乌的主要密码室与沃尔科夫一起工作。埃里的通讯方式是死信信箱，其中一个信箱是墓碑的缝隙处。古曾科说，埃里有些东西与俄国有关，或者在他的背景方面，或者因为他访问过俄国，或者他会讲俄语。埃里是一个重要的间谍，因为他能够从军情五处拿走有关在伦敦的俄国人的档案。
卢比莫夫给他看了那个代号叫“埃里”的间谍发来的部分电报。古曾科说，每当埃里的电报一来，就由密码室的一名妇女先读一下电报译文，如果有必要，可直接送给斯大林。我邀请一个原格鲁乌的高级官员到英国来，此人是在大战结束时叛逃到西方来的。我问他，那个读电文的妇女是谁，他说她叫维拉，直接在他的手下工作，负责指挥在西方的所有格鲁乌非法分子。可是由于保密规定，她从不把她所控制的间谍人员的身份告诉他。战争时期，在瑞士为格鲁乌工作的非法间谍亚历山大·富特，在四十年代末叛逃之前也把维拉（见他写的《间谍手册》）描绘成他在一九四五年去莫斯科受训时的女负责人。
古曾科讲的事件中的第一个问题是，自从他在一九四五年第一次告密以后，他经常改变细节。“军情之五”成了军情五处，这个区别是很关键的。从理论上讲，“军情之五” 可以指军事情报局的五处。 菲尔比在一九四二年的确在秘密情报局（前军情五处）的五处工作过。古曾科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已经是一个无法挽救的酒徒了，让他回忆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是完全不可靠的。我向皇家加拿大骑警队要求再见一次古曾科，可他们告诉我们，古曾科由于贪杯又贪财，给加拿大当局造成了不少麻烦。他们害怕同古曾科进一步进行接触会使问题恶化，而且还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古曾科可能把我们会见他的目的传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