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
“你如此成功，安东尼，可正是我才是剑桥的伟大希望。剑桥是我的整个生活，”他说着竟快要落泪了，“但我不得不参加秘密工作，而它却把我的一生都毁了……”
布伦特离开了桌子，焦虑不安，处境窘迫。他走到在房间另一头的酒柜前。他差不多已经喝了整整一瓶金酒了，可仿佛还想喝。我走到他面前。
“怎么样……？”我问。
布伦特站在那里，他的双肩由于紧张而往下垂着。
“我想你是对的。”他说，眼睛闪烁着冲动的光芒。“我想他一定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可我从来没有招募过他，盖伊也从来没有说过他招募过他。”
金酒喝完了，布伦特为他自己倒满一杯雪利酒，并加了一点苏打水。他一饮而尽。
“有时，”他说，“我想进监狱会更舒服。”
维克托和特斯·罗思柴尔德在D 处三科调查三十年代的事上一直给予了帮助。他们两人对这一时期的人际关系和那些暗藏的关系都了如指掌。他们常常能够安排那些与“五人集团”有关系的人同我见面，否则这些人是不情愿这样做的。维克托还为我安排了一系列重要的引见。譬如，在沃森案件之后，令我入迷的问题之一是，除了沃森以外，其他的科学家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曾经是招募的目标。伯吉斯、布伦特、菲尔比和麦克莱恩都受过第一流的教育，我怀疑还有没有别的小团体也被招募，譬如像蜚声全球的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
我的怀疑落在了著名的苏联科学家彼得·卡皮查——俄国原子弹之父身上。卡皮查在二十年代由英国皇家学会资助来到剑桥，他在剑桥建立附属于卡文迪什实验室的蒙德定律温度实验室。卡皮查一直同苏联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人们看见他多次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待俄国的情报官员。到了三十年代，苏联鉴于日益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坚持让卡皮查回苏联工作，并被允许携带他所有的设备回国。他在大战前后都一直与英国的科学家们保持着联系，常常在莫斯科郊外他那设施齐全的别墅里接待那些来俄国的科学家。多年来，军情五处内部流传着卡皮查以他的慧眼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发现了他可以招募的对象这种说法，可始终没有人对这个说法进行过探究。没有人知道这些招募对象是谁，或有多少人，也不知道卡皮查的招募是否成功了。这又是一起无头案，只得留在档案里让人们怀疑和猜测。
只有一个人能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卡皮查，他就是阿德里安勋爵。阿德里安与卡皮查很友好，在剑桥时就有联系，他是在卡皮查还没有离开英国时认识他的。六十年代时，阿德里安曾任剑桥大学校长和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维克托很快就安排了一次晚宴，使我能在晚宴上与阿德里安见面，然后再不知不觉地引他谈到苏联科学家这个话题。
阿德里安完全愿意合作。他十分理解我们对卡皮查的怀疑，尽管他非常敬佩卡皮查的成功。他—一举出了那些同卡皮查特别接近的人的名字。我的黑皮本上的名字又增多了，又有更多的名字需要到档案室去核实，更多的人需要去追查、会见、估量、澄清，也有个别的人需要从秘密岗位上调离。所有这一切终究是为了保证不使任何一个人漏网。
维克托所给予的最重要的帮助是劝说弗洛拉·所罗门再次与军情五处的人见面。从她与阿瑟的谈话中我知道，她了解的情况比她讲出来的情况更多。三十年代中期，她显然是生活当中最为活跃的人物。她和她的朋友丽棋·菲尔比以及伊迪斯·杜德·哈特在一起，成了羽毛未丰的“五人集团”的鼓励者、同伙以及信使。她同阿瑟见面以后，拒绝与军情五处再次见面。她对阴谋与背叛有一种典型的俄国人的猜疑。她以为我们会出卖她，把她投进监狱，或者被俄国人暗杀，就像她相信汤姆斯·哈里斯的情况一样。我请维克托代表我去向她说情，她终于在一九六五年中期同意见我。
“丹尼斯·普罗克特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咆哮着说。
的确意味着某种东西。丹尼斯·普罗克特当时是燃料和电力部的常务副大臣，他是三十年代进入行政机构的，曾担任过斯坦利·鲍德温的私人秘书。通过我的剑桥和牛津之行，我发现差不多有十多个人都指出普罗克特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左翼分子，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具有共产国际在剑桥招募的对象的典型痕迹——他是伯吉斯、布伦特、菲尔比和沃森的好朋友，也是“使徒学会”的成员。
还有一件有关普罗克特的怪事让我迷惑。一九五一年的叛逃事件之前，他突然不明原因地离开行政机构，在哥本哈根一家轮船公司找了一个工作。一九五三年，他又突然重新出现在伦敦，并恢复了在行政机构的生涯。
我问弗洛拉为什么提到普罗克特。
“金过去常常带着一些人来看我，”她说，“他对我的意见很重视。我从来不介入，不过我常常告诉他我对他招募的人的看法。”
“就普罗克特而言，你对他讲了些什么……？”
“金有一天晚上带他来吃饭，我不喜欢他。我告诉金，这个人不好，没有脊梁骨。我问金他如何受得了重压？”
布伦特离开了桌子，焦虑不安，处境窘迫。他走到在房间另一头的酒柜前。他差不多已经喝了整整一瓶金酒了，可仿佛还想喝。我走到他面前。
“怎么样……？”我问。
布伦特站在那里，他的双肩由于紧张而往下垂着。
“我想你是对的。”他说，眼睛闪烁着冲动的光芒。“我想他一定是我们当中的一员，可我从来没有招募过他，盖伊也从来没有说过他招募过他。”
金酒喝完了，布伦特为他自己倒满一杯雪利酒，并加了一点苏打水。他一饮而尽。
“有时，”他说，“我想进监狱会更舒服。”
维克托和特斯·罗思柴尔德在D 处三科调查三十年代的事上一直给予了帮助。他们两人对这一时期的人际关系和那些暗藏的关系都了如指掌。他们常常能够安排那些与“五人集团”有关系的人同我见面，否则这些人是不情愿这样做的。维克托还为我安排了一系列重要的引见。譬如，在沃森案件之后，令我入迷的问题之一是，除了沃森以外，其他的科学家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曾经是招募的目标。伯吉斯、布伦特、菲尔比和麦克莱恩都受过第一流的教育，我怀疑还有没有别的小团体也被招募，譬如像蜚声全球的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
我的怀疑落在了著名的苏联科学家彼得·卡皮查——俄国原子弹之父身上。卡皮查在二十年代由英国皇家学会资助来到剑桥，他在剑桥建立附属于卡文迪什实验室的蒙德定律温度实验室。卡皮查一直同苏联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人们看见他多次在自己的房间里接待俄国的情报官员。到了三十年代，苏联鉴于日益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坚持让卡皮查回苏联工作，并被允许携带他所有的设备回国。他在大战前后都一直与英国的科学家们保持着联系，常常在莫斯科郊外他那设施齐全的别墅里接待那些来俄国的科学家。多年来，军情五处内部流传着卡皮查以他的慧眼在卡文迪什实验室发现了他可以招募的对象这种说法，可始终没有人对这个说法进行过探究。没有人知道这些招募对象是谁，或有多少人，也不知道卡皮查的招募是否成功了。这又是一起无头案，只得留在档案里让人们怀疑和猜测。
只有一个人能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卡皮查，他就是阿德里安勋爵。阿德里安与卡皮查很友好，在剑桥时就有联系，他是在卡皮查还没有离开英国时认识他的。六十年代时，阿德里安曾任剑桥大学校长和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维克托很快就安排了一次晚宴，使我能在晚宴上与阿德里安见面，然后再不知不觉地引他谈到苏联科学家这个话题。
阿德里安完全愿意合作。他十分理解我们对卡皮查的怀疑，尽管他非常敬佩卡皮查的成功。他—一举出了那些同卡皮查特别接近的人的名字。我的黑皮本上的名字又增多了，又有更多的名字需要到档案室去核实，更多的人需要去追查、会见、估量、澄清，也有个别的人需要从秘密岗位上调离。所有这一切终究是为了保证不使任何一个人漏网。
维克托所给予的最重要的帮助是劝说弗洛拉·所罗门再次与军情五处的人见面。从她与阿瑟的谈话中我知道，她了解的情况比她讲出来的情况更多。三十年代中期，她显然是生活当中最为活跃的人物。她和她的朋友丽棋·菲尔比以及伊迪斯·杜德·哈特在一起，成了羽毛未丰的“五人集团”的鼓励者、同伙以及信使。她同阿瑟见面以后，拒绝与军情五处再次见面。她对阴谋与背叛有一种典型的俄国人的猜疑。她以为我们会出卖她，把她投进监狱，或者被俄国人暗杀，就像她相信汤姆斯·哈里斯的情况一样。我请维克托代表我去向她说情，她终于在一九六五年中期同意见我。
“丹尼斯·普罗克特这个名字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咆哮着说。
的确意味着某种东西。丹尼斯·普罗克特当时是燃料和电力部的常务副大臣，他是三十年代进入行政机构的，曾担任过斯坦利·鲍德温的私人秘书。通过我的剑桥和牛津之行，我发现差不多有十多个人都指出普罗克特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左翼分子，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他具有共产国际在剑桥招募的对象的典型痕迹——他是伯吉斯、布伦特、菲尔比和沃森的好朋友，也是“使徒学会”的成员。
还有一件有关普罗克特的怪事让我迷惑。一九五一年的叛逃事件之前，他突然不明原因地离开行政机构，在哥本哈根一家轮船公司找了一个工作。一九五三年，他又突然重新出现在伦敦，并恢复了在行政机构的生涯。
我问弗洛拉为什么提到普罗克特。
“金过去常常带着一些人来看我，”她说，“他对我的意见很重视。我从来不介入，不过我常常告诉他我对他招募的人的看法。”
“就普罗克特而言，你对他讲了些什么……？”
“金有一天晚上带他来吃饭，我不喜欢他。我告诉金，这个人不好，没有脊梁骨。我问金他如何受得了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