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章
我散发我写的潘可夫斯基的报告时，迎来的却是愤怒的吼声。这个潘可夫斯基行动被冠以勇气与胆量称号，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因此当我发表不同意见时，人们就表现出极度的冲动。潘可夫斯基案件的经办官员哈里·谢尔戈德在军情六处的一次会议上，特地走到我跟前：
“你知道指挥间谍是怎么回事？”他怒骂着说，“你跑到这儿来对一个勇敢的人的记忆进行损害，还指望我们相信你？”
当然，问题在于如果潘可夫斯基提供假情报这一事实成立的话，那么俄国人又为什么要派潘可夫斯基来充当提供假情报的间谍呢？我想，这个答案就在古巴政治和军备控制政治这两个方面。俄国人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两个主要的战略野心：一是想在古巴保住卡斯特罗，而当时美国正使用他们的各种力量和手段企图搞掉卡斯特罗；另一是苏联在加强和发展洲际弹道导弹能力时不想引起西方的怀疑。当时正值“导弹差距”的时代。害怕俄国人在核武器生产上超在前面的观点，正是约翰·肯尼迪在一九六0 年竞选总统时的政纲要点。肯尼迪许诺说他的政府要缩短这个差距。而苏联人则想方设法让西方相信，“导弹差距”是臆想出来的，如果真有什么差距的话，那也只能是苏联落后于西方这种差距。
美国害怕苏联的导弹能力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情报方法上的问题。西方在这方面就像一个盲人。加里·鲍尔斯在一九六0 年五月被击落以后，UZ高空侦察机的飞行计划便被取消了，直到一九六二年底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卫星，才重新对苏联进行摄影侦察。当时西方的惟一的情报来源是利用潘可夫斯基这根线索和截听苏联在亚洲的火箭试验范围内往来的遥测信号和无线电通讯。
潘可夫斯基提供的情报的主要方面，是说明苏联的火箭项目并不像西方所想像的那样先进，而且他们没有洲际弹道导弹实力，仅仅只有中程弹道导弹。这个情报使肯尼迪心中有了底，当美国发现了苏联在古巴建造中程弹道导弹设备时，他才敢让苏联摊牌。对照潘可夫斯基的情报，美国人又看见俄国人在古巴安装了代表他们的工艺技术水平的火箭，更加对潘可夫斯基关于俄国人没有洲际弹道导弹的情报深信不疑。赫鲁晓夫被迫撤退，但他达到了他的主要目的——美国最终同意不去动古巴。
潘可夫斯基的情报后来又被另外两个叛逃者所证实。他们是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大礼帽”和“费多拉”。他们在六十年代初就与美国联邦调查局拉上了关系。“费多拉”与潘可夫斯基一样，是个科技官员。两个间谍，尤其是“费多拉”提供的情报完全证实了潘可夫斯基的情报，即苏联的火箭技术明显地不如西方先进。“费多拉”还提供了关于苏联火箭加速表的薄弱环节的详细情报。
潘可夫斯基的情报以及“大礼帽”和“费多拉”的情报是一个关键因素，它使美国人在创造一个适合举行限制战略武器第一阶段会谈和产生缓和时代的气氛中充满信心。这正是潘可夫斯基的目的。他帮助苏联消除西方的疑虑达十年以上，使我们在苏联导弹发展的真正状态方面受了骗。
七十年代中期，气候开始发生变化，怀疑又产生了。卫星摄影侦察有了更大的改进。用复杂的方法对弹着点进行了测量，然后用这些测量数据对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精确度进行了分析，发现苏联人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精确度比以前用遥测信号和无线电通讯所测出的要高得多。唯一的解释是苏联故意在他们的信号里掺了假，使美国的跟踪系统受骗。
潘可夫斯基保住了他的地位，被认为是军情六处在战后最为辉煌的胜利，与此同时，美国情报界各部门却正式认定“大礼帽”和“费多拉”是被派来诱惑我们步入骗局的。后来发现“费多拉”关于苏联火箭加速表没有过关的情报是假的，甚至有些证据表明苏联在他们的导弹上装了假的第三陀螺地平仪，使导弹看上去比实际的精度要差。
这一类的发现使人们对以前的裁军协议的效力产生了怀疑，并担忧美国对苏联导弹实力进行准确估计的能力。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终于在七十年代停止了，美国国防界日益意识到，现场视察在以后的任何谈判中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西方的国防战略家们已经开始形成一致的看法，即认为西方在六十年代估计苏联导弹实力上确实过于自信。而苏联则利用了缓和时代的外衣作为掩护，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同时还认为潘可夫斯基在这方面起了某些作用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不再像以前那样被认为是牵强附会了。
我第一次写潘可夫斯基一案的分析报告时，在此案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军情六处驻华盛顿分站站长莫里斯·奥德费尔德（后来在七十年代当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局长）告诉我：
“这起案子的路还长着哩，彼得，还有许多帝王和大将正高高地骑在潘可夫斯基背上。”他说。他指的是那些因参加潘可夫斯基案而获得了许多荣誉的人。
这条路今天也许不那么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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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一九六四年初，阿瑟和我都确信，仍在军情五处内部上层活动的间谍分子最有可能是霍利斯，而不是米切尔。只有在这个假设下才能解释在调查米切尔时出现的种种不一致的情况，霍利斯长期以来拒不承认我们的情报机构有被渗透的可能性；他不愿批准在米切尔案件中使用技术装备；他拒绝批准审讯；他在迫于压力之前始终拒绝向美国方面作出通报等等，所有这些在我们看来都可归于一辙。
“你知道指挥间谍是怎么回事？”他怒骂着说，“你跑到这儿来对一个勇敢的人的记忆进行损害，还指望我们相信你？”
当然，问题在于如果潘可夫斯基提供假情报这一事实成立的话，那么俄国人又为什么要派潘可夫斯基来充当提供假情报的间谍呢？我想，这个答案就在古巴政治和军备控制政治这两个方面。俄国人在六十年代初期，有两个主要的战略野心：一是想在古巴保住卡斯特罗，而当时美国正使用他们的各种力量和手段企图搞掉卡斯特罗；另一是苏联在加强和发展洲际弹道导弹能力时不想引起西方的怀疑。当时正值“导弹差距”的时代。害怕俄国人在核武器生产上超在前面的观点，正是约翰·肯尼迪在一九六0 年竞选总统时的政纲要点。肯尼迪许诺说他的政府要缩短这个差距。而苏联人则想方设法让西方相信，“导弹差距”是臆想出来的，如果真有什么差距的话，那也只能是苏联落后于西方这种差距。
美国害怕苏联的导弹能力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情报方法上的问题。西方在这方面就像一个盲人。加里·鲍尔斯在一九六0 年五月被击落以后，UZ高空侦察机的飞行计划便被取消了，直到一九六二年底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卫星，才重新对苏联进行摄影侦察。当时西方的惟一的情报来源是利用潘可夫斯基这根线索和截听苏联在亚洲的火箭试验范围内往来的遥测信号和无线电通讯。
潘可夫斯基提供的情报的主要方面，是说明苏联的火箭项目并不像西方所想像的那样先进，而且他们没有洲际弹道导弹实力，仅仅只有中程弹道导弹。这个情报使肯尼迪心中有了底，当美国发现了苏联在古巴建造中程弹道导弹设备时，他才敢让苏联摊牌。对照潘可夫斯基的情报，美国人又看见俄国人在古巴安装了代表他们的工艺技术水平的火箭，更加对潘可夫斯基关于俄国人没有洲际弹道导弹的情报深信不疑。赫鲁晓夫被迫撤退，但他达到了他的主要目的——美国最终同意不去动古巴。
潘可夫斯基的情报后来又被另外两个叛逃者所证实。他们是在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的“大礼帽”和“费多拉”。他们在六十年代初就与美国联邦调查局拉上了关系。“费多拉”与潘可夫斯基一样，是个科技官员。两个间谍，尤其是“费多拉”提供的情报完全证实了潘可夫斯基的情报，即苏联的火箭技术明显地不如西方先进。“费多拉”还提供了关于苏联火箭加速表的薄弱环节的详细情报。
潘可夫斯基的情报以及“大礼帽”和“费多拉”的情报是一个关键因素，它使美国人在创造一个适合举行限制战略武器第一阶段会谈和产生缓和时代的气氛中充满信心。这正是潘可夫斯基的目的。他帮助苏联消除西方的疑虑达十年以上，使我们在苏联导弹发展的真正状态方面受了骗。
七十年代中期，气候开始发生变化，怀疑又产生了。卫星摄影侦察有了更大的改进。用复杂的方法对弹着点进行了测量，然后用这些测量数据对苏联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精确度进行了分析，发现苏联人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精确度比以前用遥测信号和无线电通讯所测出的要高得多。唯一的解释是苏联故意在他们的信号里掺了假，使美国的跟踪系统受骗。
潘可夫斯基保住了他的地位，被认为是军情六处在战后最为辉煌的胜利，与此同时，美国情报界各部门却正式认定“大礼帽”和“费多拉”是被派来诱惑我们步入骗局的。后来发现“费多拉”关于苏联火箭加速表没有过关的情报是假的，甚至有些证据表明苏联在他们的导弹上装了假的第三陀螺地平仪，使导弹看上去比实际的精度要差。
这一类的发现使人们对以前的裁军协议的效力产生了怀疑，并担忧美国对苏联导弹实力进行准确估计的能力。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终于在七十年代停止了，美国国防界日益意识到，现场视察在以后的任何谈判中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西方的国防战略家们已经开始形成一致的看法，即认为西方在六十年代估计苏联导弹实力上确实过于自信。而苏联则利用了缓和时代的外衣作为掩护，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军；同时还认为潘可夫斯基在这方面起了某些作用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不再像以前那样被认为是牵强附会了。
我第一次写潘可夫斯基一案的分析报告时，在此案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军情六处驻华盛顿分站站长莫里斯·奥德费尔德（后来在七十年代当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局长）告诉我：
“这起案子的路还长着哩，彼得，还有许多帝王和大将正高高地骑在潘可夫斯基背上。”他说。他指的是那些因参加潘可夫斯基案而获得了许多荣誉的人。
这条路今天也许不那么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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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一九六四年初，阿瑟和我都确信，仍在军情五处内部上层活动的间谍分子最有可能是霍利斯，而不是米切尔。只有在这个假设下才能解释在调查米切尔时出现的种种不一致的情况，霍利斯长期以来拒不承认我们的情报机构有被渗透的可能性；他不愿批准在米切尔案件中使用技术装备；他拒绝批准审讯；他在迫于压力之前始终拒绝向美国方面作出通报等等，所有这些在我们看来都可归于一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