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0章
“这件事处理得太糟了，”阿瑟听了录音后，满怀绝望地悲叹着，“我们应派一个小分队去，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用严刑审问他……”
我同意他的意见。罗杰和秋克都没有想到菲尔比会叛逃。
从表面上看，莫丁两次旅行的巧合，菲尔比对埃利奥特前来审问的期待，以及他炮制的坦白，都集中指向同一个方向：俄国人在英国情报部门有一条内线，它监视着菲尔比案件的进展情况。只有极少一部分官员有这样的触及案件的机会，他们当中主要是霍利斯和米切尔。
我决定走访政府通讯总部，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用“维诺纳”协助调查米切尔案。“维诺纳”在一所很大的，号码为“H72 ”的木房子里工作。这房子在通讯总部的中央建筑群中间的一条大道旁。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年轻的密码分析员杰弗里·萨德伯里。他坐在房子前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他的身后有十几个外语专家正坐在耀眼的灯光下辛勤地工作着，寻找着吻合的信号，希望从上千个无名的数字组中整理出译文来。
萨德伯里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分析密码的小玩艺儿，就像一个充满欢乐的小动物园。一个角落里堆满了“维诺纳”窗口索引。他的办公桌上有一盘盘的已破译的密码，等他审批后，这些密码就被送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萨德伯里同我谈了很久，讨论如何促进这项计划的实施。主要的问题是由于“维诺纳”仍然是用人工进行吻合，电于计算机仅用在某些特殊工作上去寻找一个密码。大部分的工作是破译克格勃和格鲁乌波道的密码，工作人员用往来通讯的渠道来进行吻合的强化工作。要搞一个全面的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吻合的计划，必须使用六十年代初就已问世的新式电子计算机，这样才有希望发现更多的吻合。
这是一项工程庞大的工作，往来的电文有十五万份以上，其中只有少数是穿孔的，能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破译。单单这项工作就十分艰巨，每个数字组由数据处理机穿两次孔，以便对那些经过处理的电文进行核对，看看有无错误，然后再用电子计算机把每份电文的前五个数字组与整个电文的其他部分进行吻合。每份电文要进行上百亿次的计算。
我同威利斯在科学理事会讨论这个计划时，他对此事能否成功表示怀疑。于是我和弗兰克·摩根一起到原子武器研究集团去再次拜访威廉·库克爵士。我知道，当时这个研究集团拥有全国最大的电子计算机设备，比通讯总部的计算机还要大。我解释说，我们至少需要借用他的计算机来工作三个月，以寻找吻合。寻找吻合一旦完毕，就要送往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进行密码分析，并设法破译吻合。库克像往常那样给予了巨大的支持。我告诉他威利斯怀疑这能否成功，但他并没有理睬威利斯的怀疑。
“这是原子武器研究集团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之一。”他拿起电话，对研究集团数据处理组的组长说，“我要你立即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我派一个人来向你谈谈详细情况。你不必问他是干什么的，你就照他说的去做……”
我们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把所有的电文进行了穿孔，并进行了一次核对。在以后的三个月当中，原子武器研究集团的计算机就开始为“维诺纳”工作，每晚工作六个小时。
最初，原子武器研究集团的计算机化规划仿佛会使英国的“维诺纳”计划有所改观。用了计算机不久，我们在九月中旬那一周的电文中吻合了一份电文。对这份电文经过部分破译之后，发现又是关于“斯坦利”的。电文叮嘱他在下次与克罗托夫会晤时不要携带任何可能使他“犯罪”的文件。之后，在一些没有破译的电码中又有几句看得懂的话，提到了克格勃在墨西哥开展工作时遇到的危机。电文让克罗托夫找“斯坦利”详细谈谈，因为“斯坦利”那个科负责墨西哥事务。
这份电文发出时，菲尔比正在军情六处的伊比利亚科当科长，负责包括墨西哥在内的许多西班牙语系国家。这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时刻，在菲尔比叛逃仅仅几个月后就获得了他就是“斯坦利”的确凿证据。如果我们早几年就破译了这些电文，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他定期回伦敦走访《观察家报》时把他逮捕。这份电文使人们对军情五处的纯洁性所产生的忧虑进一步深化，使人对一九五四年决定停止“维诺纳”计划的事更加怀疑。我们在进行核查时，发现命令停止“维诺纳”计划的官员就是当时的反间谍处处长格雷厄姆·米切尔。
很可悲，有关菲尔比的这些琐碎的材料是电子计算机化项目给英国“维诺纳”计划带来的真正的惟一的帮助。被吻合的克格勃发给墨西哥和南美其他地方的部分电文，使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很感兴趣。墨西哥是克格勃遣送非法间谍到北美去的主要地区。英国“维诺纳”计划通过吻合破译的电文，大部分是一般电文，而不是发给克格勃和格鲁乌的电文，我们需要的恰恰是后者。“H72 ”号木屋里的密码分析工作比以前更为紧张了，可没有发现新的捷径。
米切尔在军情五处的工作记录里的东西对我们的帮助不大。他生于一九0 五年，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后当了新闻记者，以后又当了保守党中央办公厅的统计员。这一点真让我吃惊，我回想起我和他争论朗斯代尔案件时，他说他不明白我的论点，因为他“不是统计员”。他是通过保守党的关系到军情五处来的，在战争时期从事过反法西斯的工作，以后与英国共产党有过往来。从这时起他便青云直上：四十年代末任F 处（国内颠覆活动）处长，一九五三年在狄克·怀特手下担任反间谍处的第一任处长，一九五六年由霍利斯任命为英国安全局副局长。米切尔一生当中有两件事真正令人惊叹不已：一件是他和霍利斯的密切关系，他们是牛津大学的同学，又差不多同时加入军情五处，先后爬上了相互补充的高层职位；第二件事是米切尔几乎没有成什么大气候，他是个聪明人，怀特亲自挑选了他来对D 处进行改进。可他没有在他任职的三年当中完成对D 处进行改进的任务， 居然还想到要作出停止“维诺纳”的决定，仿佛他有意造成失败。
我同意他的意见。罗杰和秋克都没有想到菲尔比会叛逃。
从表面上看，莫丁两次旅行的巧合，菲尔比对埃利奥特前来审问的期待，以及他炮制的坦白，都集中指向同一个方向：俄国人在英国情报部门有一条内线，它监视着菲尔比案件的进展情况。只有极少一部分官员有这样的触及案件的机会，他们当中主要是霍利斯和米切尔。
我决定走访政府通讯总部，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用“维诺纳”协助调查米切尔案。“维诺纳”在一所很大的，号码为“H72 ”的木房子里工作。这房子在通讯总部的中央建筑群中间的一条大道旁。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年轻的密码分析员杰弗里·萨德伯里。他坐在房子前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他的身后有十几个外语专家正坐在耀眼的灯光下辛勤地工作着，寻找着吻合的信号，希望从上千个无名的数字组中整理出译文来。
萨德伯里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分析密码的小玩艺儿，就像一个充满欢乐的小动物园。一个角落里堆满了“维诺纳”窗口索引。他的办公桌上有一盘盘的已破译的密码，等他审批后，这些密码就被送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萨德伯里同我谈了很久，讨论如何促进这项计划的实施。主要的问题是由于“维诺纳”仍然是用人工进行吻合，电于计算机仅用在某些特殊工作上去寻找一个密码。大部分的工作是破译克格勃和格鲁乌波道的密码，工作人员用往来通讯的渠道来进行吻合的强化工作。要搞一个全面的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吻合的计划，必须使用六十年代初就已问世的新式电子计算机，这样才有希望发现更多的吻合。
这是一项工程庞大的工作，往来的电文有十五万份以上，其中只有少数是穿孔的，能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破译。单单这项工作就十分艰巨，每个数字组由数据处理机穿两次孔，以便对那些经过处理的电文进行核对，看看有无错误，然后再用电子计算机把每份电文的前五个数字组与整个电文的其他部分进行吻合。每份电文要进行上百亿次的计算。
我同威利斯在科学理事会讨论这个计划时，他对此事能否成功表示怀疑。于是我和弗兰克·摩根一起到原子武器研究集团去再次拜访威廉·库克爵士。我知道，当时这个研究集团拥有全国最大的电子计算机设备，比通讯总部的计算机还要大。我解释说，我们至少需要借用他的计算机来工作三个月，以寻找吻合。寻找吻合一旦完毕，就要送往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进行密码分析，并设法破译吻合。库克像往常那样给予了巨大的支持。我告诉他威利斯怀疑这能否成功，但他并没有理睬威利斯的怀疑。
“这是原子武器研究集团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之一。”他拿起电话，对研究集团数据处理组的组长说，“我要你立即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我派一个人来向你谈谈详细情况。你不必问他是干什么的，你就照他说的去做……”
我们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把所有的电文进行了穿孔，并进行了一次核对。在以后的三个月当中，原子武器研究集团的计算机就开始为“维诺纳”工作，每晚工作六个小时。
最初，原子武器研究集团的计算机化规划仿佛会使英国的“维诺纳”计划有所改观。用了计算机不久，我们在九月中旬那一周的电文中吻合了一份电文。对这份电文经过部分破译之后，发现又是关于“斯坦利”的。电文叮嘱他在下次与克罗托夫会晤时不要携带任何可能使他“犯罪”的文件。之后，在一些没有破译的电码中又有几句看得懂的话，提到了克格勃在墨西哥开展工作时遇到的危机。电文让克罗托夫找“斯坦利”详细谈谈，因为“斯坦利”那个科负责墨西哥事务。
这份电文发出时，菲尔比正在军情六处的伊比利亚科当科长，负责包括墨西哥在内的许多西班牙语系国家。这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时刻，在菲尔比叛逃仅仅几个月后就获得了他就是“斯坦利”的确凿证据。如果我们早几年就破译了这些电文，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他定期回伦敦走访《观察家报》时把他逮捕。这份电文使人们对军情五处的纯洁性所产生的忧虑进一步深化，使人对一九五四年决定停止“维诺纳”计划的事更加怀疑。我们在进行核查时，发现命令停止“维诺纳”计划的官员就是当时的反间谍处处长格雷厄姆·米切尔。
很可悲，有关菲尔比的这些琐碎的材料是电子计算机化项目给英国“维诺纳”计划带来的真正的惟一的帮助。被吻合的克格勃发给墨西哥和南美其他地方的部分电文，使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很感兴趣。墨西哥是克格勃遣送非法间谍到北美去的主要地区。英国“维诺纳”计划通过吻合破译的电文，大部分是一般电文，而不是发给克格勃和格鲁乌的电文，我们需要的恰恰是后者。“H72 ”号木屋里的密码分析工作比以前更为紧张了，可没有发现新的捷径。
米切尔在军情五处的工作记录里的东西对我们的帮助不大。他生于一九0 五年，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后当了新闻记者，以后又当了保守党中央办公厅的统计员。这一点真让我吃惊，我回想起我和他争论朗斯代尔案件时，他说他不明白我的论点，因为他“不是统计员”。他是通过保守党的关系到军情五处来的，在战争时期从事过反法西斯的工作，以后与英国共产党有过往来。从这时起他便青云直上：四十年代末任F 处（国内颠覆活动）处长，一九五三年在狄克·怀特手下担任反间谍处的第一任处长，一九五六年由霍利斯任命为英国安全局副局长。米切尔一生当中有两件事真正令人惊叹不已：一件是他和霍利斯的密切关系，他们是牛津大学的同学，又差不多同时加入军情五处，先后爬上了相互补充的高层职位；第二件事是米切尔几乎没有成什么大气候，他是个聪明人，怀特亲自挑选了他来对D 处进行改进。可他没有在他任职的三年当中完成对D 处进行改进的任务， 居然还想到要作出停止“维诺纳”的决定，仿佛他有意造成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