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于是我又去寻求其他方法。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考察结果，戈利金的记忆简直同照相机一样。我决定再进行一次试验，看他是否还记得北约文件的照相复制件里的细节。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出那个间谍是否把原件交给对方复制，然后再叫对方把原件还给他。我拍了二十五张有关北约克莱德湾基地文件第一页的照片，每张相应提到一种苏联人过去向他们的间谍推荐的方法或者自己在使馆里使用的方法，然后我通过中央情报局把这些照片送给戈利金看。他一眼就在照片中找出了一张“普那克蒂纳”照相机拍的照片，我在拍这张照片时用了两架悬角灯照明，一边一架。这使我们有了底，于是我们趁瓦萨尔上班之际撬开了他的套间。在衣柜底部的抽屉里，我们找到了一架专用于复制文件的“普那克蒂纳”牌相机和一架“米诺克斯”牌相机。我们接到搜捕的命令，当天晚上就逮捕了瓦萨尔并彻底搜查了他的套间。我们在套间角落的一张桌子底部发现了一个秘密抽屉，里面装着许多照过的三十五毫米胶卷，冲洗以后发现是一百七十六张机密文件的照片。瓦萨尔很快坦白了自己的罪行，承认自己是一九五五年在莫斯科搞同性恋时上钩的。他被判了十八年徒刑。
正当我们在伦敦和华盛顿整理这些新叛逃者的情报时，我却遇到了个人危机。朗斯代尔一案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又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整个技术资金问题的重视。虽然一九五八年我和摩根在原子武器研究集团设计了一个项目，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在其他方面却没有什么改进。我们曾试图从国防预算中拨出部分资金满足情报部门特别是电子技术部门，但却失败了。我们正在迅速迈进一个利用卫星和计算机收集情报的新时代。自从发射工程委员会分成“小集团”和“反小集团”以后，他们就更需要规模更为宏大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发展他们的行动了。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我多年以来提倡全面对旧体制进行改革的意义了，这个倡议我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来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各自都需要有自己的研究班子、财政预算和科技人员。朗斯代尔案破获以后不久，我受两个处的委托又去找威廉·库克爵士，请他仔细审查我们的要求。我们用了好几天时间在一起参观了目前为我们服务的几个国防研究所。后来库克起草了一份详细报告，这是战后英国情报史上一份最重要的文件。
库克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应当迅速扩大汉斯罗普通讯中心，使之成为军情五处和六处服务的研究机构，重点放在“小集团”和“反小集团”所需要的先进的电子技术方面。大战时，这个通讯中心是无线电安全局的总部，后来又成了军情六处与海外间谍网保持联系的通讯中心。库克建议，汉斯罗普中心应当从皇家海军科学局招收新的工作人员。对我来说，这是一项最为重要的改革。自从我参加军情五处以后，我就一直在游说，希望能够消除情报部门技术单位同其他文职机构的科学单位之间人为造成的隔阂。这种隔阂是非常有害的；它使情报部门得不到首屈一指的科学家，从个人角度来说，为了为军情五处工作，我得放弃海军部近二十年的退休金，才能接受军情五处的委任。在库克撰写报告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强调过这一点，他认为我的论点是正确的。由于库克的报告，五十名科学家在不影响退休金的前提下调进了汉斯罗普通讯中心，而且如果他们愿意，以后还可以调回原单位。我是第一个调入情报部门的科学家，因而享受不到这一新规定的待遇。但当时我并不为这些事情担心。我相信军情五处有朝一日会给我一些补偿，他们曾经向我保证过。但不幸的是，我太轻信他们了。
库克的另一项建议是军情五处和六处应当建立一个联合总部。他们分开工作，但应由一位首席科学家统一规划和监督双方的新的研究计划及其发展情况。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我得承认这个职位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不过说真的，我实际上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一九五五年以来的许多技术现代化基本上是由我主持发起的，而且我还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为两个局争取更多的财政预算和物资。但我却没能如愿以偿。维克托·罗思柴尔德极力推荐我，但狄克·怀特对他说，他从军情五处调到军情六处已经引起了军情六处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至今尚未平息，不能再劝军情六处的高级技术人员接受军情五处派来的人领导。最后科尔莫尔委员会开了个会，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议在讨论库克的结论时，皇家海军科学局局长赫克托·威利斯立即表示愿意辞去原来在海军的职务来担任新成立的科学理事会会长。霍利斯和怀特知道威利斯的辞职很快会在官僚中产生影响，因而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他的辞职。我被任命为副会长。同时军情六处的同行约翰·霍克斯也被任命为副会长。霍克斯作为军情六处在汉斯罗普通讯中心的代表负责研制罗克斯密码机。
威利斯和我很熟。他是北方农村人，和蔼可亲，他的个子矮小，白头发，黑眉毛。他一向爱黑白点相间的灰色呢西服和硬领衬衫，显得文质彬彬。大战时，我曾在他手下搞过电缆工程和反潜艇斗争。他的数学比我高明，而且具有第一流的技术头脑。现在我们都是工程师，但在管理新理事会的问题上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在情报工作中，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作用就是出主意并搞试验，这些试验也许会出成果也许不会出成果。一九五五年以来我所获得的成绩就是通过试验和灵感取得的。我希望新理事会将成为能源站，解决发射工程委员会交给我们关键的科学问题，并付诸实施，扩大其成果。而威利斯则要把情报方面的科研工作同国防部合并。他想把理事会变成一个附属机构，即一个庞大而没有生气的军火承包工业的分支，根据用户的要求制造产品。我试图向威利斯解释，情报工作与军火承包不同，情报工作不是和平时期的工作。情报工作是一场持久战，它的目标是变化无常的。因此在几十年前就制定计划是没有用的，等你刚开始按计划进行工作，可能计划就已经泄漏了，这同海军部计划把一艘舰艇投入使用不是一回事。譬如说柏林隧道行动吧，为了这项宏伟的工程，我们不惜花费了千百万美元，结果发现苏联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这是由计划委员会的秘书乔治·布莱克泄露的。我赞同威利斯的主张，我们应当研制一批简单的设备，诸如话筒、放大器等，这些项目有一定的生命力，我反对研制尖端的仪器设备，那些东西通常是由各种委员会发起、设计和研制的，等它们被研制出来时也许早就过时了，或者早就被苏联人知道了，或许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因而失去了本身的使用价值。
正当我们在伦敦和华盛顿整理这些新叛逃者的情报时，我却遇到了个人危机。朗斯代尔一案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又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整个技术资金问题的重视。虽然一九五八年我和摩根在原子武器研究集团设计了一个项目，而且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在其他方面却没有什么改进。我们曾试图从国防预算中拨出部分资金满足情报部门特别是电子技术部门，但却失败了。我们正在迅速迈进一个利用卫星和计算机收集情报的新时代。自从发射工程委员会分成“小集团”和“反小集团”以后，他们就更需要规模更为宏大的科学技术来支持和发展他们的行动了。现在大家终于明白了我多年以来提倡全面对旧体制进行改革的意义了，这个倡议我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来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各自都需要有自己的研究班子、财政预算和科技人员。朗斯代尔案破获以后不久，我受两个处的委托又去找威廉·库克爵士，请他仔细审查我们的要求。我们用了好几天时间在一起参观了目前为我们服务的几个国防研究所。后来库克起草了一份详细报告，这是战后英国情报史上一份最重要的文件。
库克报告的中心思想是，应当迅速扩大汉斯罗普通讯中心，使之成为军情五处和六处服务的研究机构，重点放在“小集团”和“反小集团”所需要的先进的电子技术方面。大战时，这个通讯中心是无线电安全局的总部，后来又成了军情六处与海外间谍网保持联系的通讯中心。库克建议，汉斯罗普中心应当从皇家海军科学局招收新的工作人员。对我来说，这是一项最为重要的改革。自从我参加军情五处以后，我就一直在游说，希望能够消除情报部门技术单位同其他文职机构的科学单位之间人为造成的隔阂。这种隔阂是非常有害的；它使情报部门得不到首屈一指的科学家，从个人角度来说，为了为军情五处工作，我得放弃海军部近二十年的退休金，才能接受军情五处的委任。在库克撰写报告时，我曾不止一次地向他强调过这一点，他认为我的论点是正确的。由于库克的报告，五十名科学家在不影响退休金的前提下调进了汉斯罗普通讯中心，而且如果他们愿意，以后还可以调回原单位。我是第一个调入情报部门的科学家，因而享受不到这一新规定的待遇。但当时我并不为这些事情担心。我相信军情五处有朝一日会给我一些补偿，他们曾经向我保证过。但不幸的是，我太轻信他们了。
库克的另一项建议是军情五处和六处应当建立一个联合总部。他们分开工作，但应由一位首席科学家统一规划和监督双方的新的研究计划及其发展情况。这是一个大胆的建议。我得承认这个职位对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不过说真的，我实际上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一九五五年以来的许多技术现代化基本上是由我主持发起的，而且我还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为两个局争取更多的财政预算和物资。但我却没能如愿以偿。维克托·罗思柴尔德极力推荐我，但狄克·怀特对他说，他从军情五处调到军情六处已经引起了军情六处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至今尚未平息，不能再劝军情六处的高级技术人员接受军情五处派来的人领导。最后科尔莫尔委员会开了个会，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议在讨论库克的结论时，皇家海军科学局局长赫克托·威利斯立即表示愿意辞去原来在海军的职务来担任新成立的科学理事会会长。霍利斯和怀特知道威利斯的辞职很快会在官僚中产生影响，因而非常感激地接受了他的辞职。我被任命为副会长。同时军情六处的同行约翰·霍克斯也被任命为副会长。霍克斯作为军情六处在汉斯罗普通讯中心的代表负责研制罗克斯密码机。
威利斯和我很熟。他是北方农村人，和蔼可亲，他的个子矮小，白头发，黑眉毛。他一向爱黑白点相间的灰色呢西服和硬领衬衫，显得文质彬彬。大战时，我曾在他手下搞过电缆工程和反潜艇斗争。他的数学比我高明，而且具有第一流的技术头脑。现在我们都是工程师，但在管理新理事会的问题上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在情报工作中，工程师和科学家的作用就是出主意并搞试验，这些试验也许会出成果也许不会出成果。一九五五年以来我所获得的成绩就是通过试验和灵感取得的。我希望新理事会将成为能源站，解决发射工程委员会交给我们关键的科学问题，并付诸实施，扩大其成果。而威利斯则要把情报方面的科研工作同国防部合并。他想把理事会变成一个附属机构，即一个庞大而没有生气的军火承包工业的分支，根据用户的要求制造产品。我试图向威利斯解释，情报工作与军火承包不同，情报工作不是和平时期的工作。情报工作是一场持久战，它的目标是变化无常的。因此在几十年前就制定计划是没有用的，等你刚开始按计划进行工作，可能计划就已经泄漏了，这同海军部计划把一艘舰艇投入使用不是一回事。譬如说柏林隧道行动吧，为了这项宏伟的工程，我们不惜花费了千百万美元，结果发现苏联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这是由计划委员会的秘书乔治·布莱克泄露的。我赞同威利斯的主张，我们应当研制一批简单的设备，诸如话筒、放大器等，这些项目有一定的生命力，我反对研制尖端的仪器设备，那些东西通常是由各种委员会发起、设计和研制的，等它们被研制出来时也许早就过时了，或者早就被苏联人知道了，或许由于局势发生了变化，因而失去了本身的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