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监视队离开伦敦三十六小时以后，监听他们通讯的俄国接收机也停止了工作。托尼·塞尔把这个情况告诉我，我立即感到非常可疑，过去蒂斯勒事件以后所进行的几次试验都没有得到什么确切的结果。六个星期以后，我们回到了伦敦，深信那只箱子是一个骗局。我安排了特别“筏夫”行动来核查俄国人究竟在什么时候重新使他们的接收机工作的。
第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我们没有对任何俄国人进行跟踪。下午两点半我们开始跟踪一个捷克外交官，不到半小时，俄国人的接收机就开始活动了，对着监视队的频率进行监听。我把“筏夫”的印刷记录给琼斯和霍利斯看了。这些材料首次给人一种确切的感觉：军情五处内部存在着为俄国人提供情报的人。霍利斯和琼斯听了以后大为震惊。俄国人最近对我们监视员进行接近的举动，证实了霍利斯的看法：如果有人走漏风声，那么这个人肯定在监视队内部。可在麦考尔拜访苏联大使馆以后，我们认为没有俄国人再接近监视员了。为了查出走漏风声的人，我们做了更多的“钡餐”试验，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一九五九年底，在知道蒂斯勒揭发情况的几个官员当中产生了一种要把此案进行最后一次解决的想法，哪怕要进行更为广泛的调查也在所不惜。十二月份，霍利斯把我叫去，他告诉我，说他打算停止对监视队的调查。
“我敢肯定，以前我们对蒂斯勒的结论是正确的，”他告诉我说，“我想我们该结束这事了。”
他彬彬有礼，可语气却很坚决。我认为把令人忧虑的事公开出来的时刻到来了。
“我确实认为，先生，我们应扩大我们的调查范围。泄密者有可能就在安全局的上层。”
霍利斯听到此话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彼得，”他平稳地说，“这会对安全局的士气产生可怕的影响。”
“那也不一定，先生。我想你会发现，大多数官员都希望做点什么事。如果我们这里被渗透，尤其是在高一级的层次里，那么大部分人做的工作岂不等于浪费时间。”
“这简直不切实际。”他回答说，语气也变硬了。
我指出，D 处一科有调查小组，它可以轻松地担负这项工作。霍利斯最后抑制住了自己。
“我不准备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他厉声地说，“我不可能同意接受任何行动，这会导致在安全局建立享有特权的盖世太保。”
他在档案上写下“此案到此为止”几个字，并签上了他的名。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之间的会晤结束了，然而，这个癌肿仍留在那里继续生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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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狙击手透露，俄国人在英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间谍：一个在英国情报部门，一个在海军部。”
这是一九五九年四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哈里·罗曼在布罗德威大街军情六处总部四楼的会议室里向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官员们报告的。“狙击手”是个匿名情报员，他当年早些时候曾用德文给中央情报局写过信，提供了许多有关波兰和苏联情报活动的详细情况。
罗曼说：“几乎可以说他就在波兰情报局工作。他的德文有些不规范，但他所提供的有关波兰的情报却是头等重要的内部机密。”
“狙击手”（军情五处给他的代号为“拉维尼姬”）把这两个间谍称为“兰布达一号”和“兰布达二号”。有关“兰布达二号”的情报我们知道得不多。他曾于一九五二年在华沙工作，当时波兰情报局发现他在做黑市交易，于是便趁机威逼他当间谍。但有关“兰布达一号”的情报却大有意义。“狙击手”曾在一封信中详细讲述了他的情况，从而使我们能够一致认为他曾看过三份军情六处的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波兰的“监视名单”，这份名单详细地罗列了军情六处驻华沙分站认为可能发展的对象。 第二份文件是军情六处“R6” 文件中有关波兰的部分；“R6”是军情六处印发给各个分站的年报，内容是按国家和地区综合报道军情六处所收集到的原始情报。第三份文件是军情六处“RB”文件的一部分。“RB”文件也是军情六处发给驻外各分站的年报，用于详细报道军情六处最近的科技研究和行动。
军情六处的驻华沙和柏林分站最有可能泄露这些重要的情报。我们把这两个分站里接触过这三份文件的人列了一个名单，一共有十个人。我们审查了他们的档案后，便—一排除了嫌疑。被审查的人中有一个叫乔治·布莱克的人，他是军情六处的一名年青官员，颇受上司的器重，曾在柏林的隧道行动中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分析了他的档案，一致认为布莱克不可能是间谍。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解释这次泄密事件？最好的回答就是，军情六处可能在两年前布鲁塞尔分站的保险柜被窃时就已经泄密了。然而，不幸的是，现在没有什么记录可以让我们知道那个保险柜在被窃之前究竟存放过哪些资料。调查证明，“狙击手”最多只能看见了保险柜里的一份或者两份文件，因为绝不可能三份文件同时存在一个保险柜里。一九六0 年春季，在军情六处这十名曾经看过这三份文件的官员接受审查井被—一排除嫌疑以后，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通知美国人，那次保险柜被盗为“狙击手”所称的“兰布达一号”提供了情报。
第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我们没有对任何俄国人进行跟踪。下午两点半我们开始跟踪一个捷克外交官，不到半小时，俄国人的接收机就开始活动了，对着监视队的频率进行监听。我把“筏夫”的印刷记录给琼斯和霍利斯看了。这些材料首次给人一种确切的感觉：军情五处内部存在着为俄国人提供情报的人。霍利斯和琼斯听了以后大为震惊。俄国人最近对我们监视员进行接近的举动，证实了霍利斯的看法：如果有人走漏风声，那么这个人肯定在监视队内部。可在麦考尔拜访苏联大使馆以后，我们认为没有俄国人再接近监视员了。为了查出走漏风声的人，我们做了更多的“钡餐”试验，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一九五九年底，在知道蒂斯勒揭发情况的几个官员当中产生了一种要把此案进行最后一次解决的想法，哪怕要进行更为广泛的调查也在所不惜。十二月份，霍利斯把我叫去，他告诉我，说他打算停止对监视队的调查。
“我敢肯定，以前我们对蒂斯勒的结论是正确的，”他告诉我说，“我想我们该结束这事了。”
他彬彬有礼，可语气却很坚决。我认为把令人忧虑的事公开出来的时刻到来了。
“我确实认为，先生，我们应扩大我们的调查范围。泄密者有可能就在安全局的上层。”
霍利斯听到此话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彼得，”他平稳地说，“这会对安全局的士气产生可怕的影响。”
“那也不一定，先生。我想你会发现，大多数官员都希望做点什么事。如果我们这里被渗透，尤其是在高一级的层次里，那么大部分人做的工作岂不等于浪费时间。”
“这简直不切实际。”他回答说，语气也变硬了。
我指出，D 处一科有调查小组，它可以轻松地担负这项工作。霍利斯最后抑制住了自己。
“我不准备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他厉声地说，“我不可能同意接受任何行动，这会导致在安全局建立享有特权的盖世太保。”
他在档案上写下“此案到此为止”几个字，并签上了他的名。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之间的会晤结束了，然而，这个癌肿仍留在那里继续生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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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狙击手透露，俄国人在英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间谍：一个在英国情报部门，一个在海军部。”
这是一九五九年四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哈里·罗曼在布罗德威大街军情六处总部四楼的会议室里向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官员们报告的。“狙击手”是个匿名情报员，他当年早些时候曾用德文给中央情报局写过信，提供了许多有关波兰和苏联情报活动的详细情况。
罗曼说：“几乎可以说他就在波兰情报局工作。他的德文有些不规范，但他所提供的有关波兰的情报却是头等重要的内部机密。”
“狙击手”（军情五处给他的代号为“拉维尼姬”）把这两个间谍称为“兰布达一号”和“兰布达二号”。有关“兰布达二号”的情报我们知道得不多。他曾于一九五二年在华沙工作，当时波兰情报局发现他在做黑市交易，于是便趁机威逼他当间谍。但有关“兰布达一号”的情报却大有意义。“狙击手”曾在一封信中详细讲述了他的情况，从而使我们能够一致认为他曾看过三份军情六处的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波兰的“监视名单”，这份名单详细地罗列了军情六处驻华沙分站认为可能发展的对象。 第二份文件是军情六处“R6” 文件中有关波兰的部分；“R6”是军情六处印发给各个分站的年报，内容是按国家和地区综合报道军情六处所收集到的原始情报。第三份文件是军情六处“RB”文件的一部分。“RB”文件也是军情六处发给驻外各分站的年报，用于详细报道军情六处最近的科技研究和行动。
军情六处的驻华沙和柏林分站最有可能泄露这些重要的情报。我们把这两个分站里接触过这三份文件的人列了一个名单，一共有十个人。我们审查了他们的档案后，便—一排除了嫌疑。被审查的人中有一个叫乔治·布莱克的人，他是军情六处的一名年青官员，颇受上司的器重，曾在柏林的隧道行动中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分析了他的档案，一致认为布莱克不可能是间谍。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解释这次泄密事件？最好的回答就是，军情六处可能在两年前布鲁塞尔分站的保险柜被窃时就已经泄密了。然而，不幸的是，现在没有什么记录可以让我们知道那个保险柜在被窃之前究竟存放过哪些资料。调查证明，“狙击手”最多只能看见了保险柜里的一份或者两份文件，因为绝不可能三份文件同时存在一个保险柜里。一九六0 年春季，在军情六处这十名曾经看过这三份文件的官员接受审查井被—一排除嫌疑以后，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通知美国人，那次保险柜被盗为“狙击手”所称的“兰布达一号”提供了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