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我坐上出租车来到肯辛顿乌斯季诺夫的公寓里,期待着见到这位已从秘密世界的生活圈子里光荣引退的英雄人物。事实上,他和他的老伴住在一间破旧的公寓里,周围堆着许多皮封面的古书。他现在只能靠变卖这些藏书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了。
乌斯季诺夫为我的到来感到兴奋不已。尽管他的生活很艰辛,但是在这场伟大的情报角逐中他仍然扮演着一个竭尽全力的角色。他拿出一瓶伏特加酒和两只酒杯,并着手研究我从办公室带来的计划。他是一个身体肥胖笨重的老人,说话时带着浓厚的喉音和多种语言的土腔。他有一双目光尖锐的眼睛,肯辛顿公园附近的俄国外交官的真实想法全都逃不过他这双眼睛。
“我的朋友,”他用俏皮而顿挫有致的语调说,“如果礼品的价值很高,那么他们会卖掉这种礼品,如果这样,那危险性就大了。他们都是些布尔什维克,喜欢正统的东西,如果送一帧银质列宁像或一座克里姆林宫的模型,也许对他们来说更为神圣。”
我解释说,列宁的半身塑像恐怕不太合适。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颅太圆,这种光滑的表面对声波反射的性能较差,而一座克里姆林宫的模型的方案倒是可行的。这种象征着俄罗斯母亲的复杂建筑模型里,很容易隐藏相应类型的凹状刻纹。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把整个行动计划视为一出趣味浓厚的戏剧的一个片断。他自告奋勇要去拜访俄国大使,这样便能直接地了解到他究竟喜欢什么。
我们讲起过去的事,伏特加酒的酒劲就上来了。尽管他的年纪很大了,但他仍然有很清晰的记忆。当他提起他和普利茨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时,泪水流满了他的脸颊,他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他说:“彼得,我为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但他们却把我丢在这里。我们老两口……身无分文。”
“可是,你的养老金呢?”我问。
“养老金?我没有养老金。”他满腹酸楚地说,“当你为他们干活儿时,从来就不曾想到以后的事,不考虑晚年,仅仅是因为爱好才去干的。可当你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们就把你抛弃了。”
我默默无语地坐在那里,他的话令我难以置信。这么一个人竟然会如此沦落风尘,差不多快到了被迫乞讨的地步。我真想问他是什么原因使丘吉尔和范西塔特把他忘记了,可我又感到这只会使他更加心碎。乌斯季诺夫举杯饮酒,聊以平息心绪。
“不过干这行是很有趣的,”他最后说。他用颤抖的手往杯子里倒了些酒。在一阵沉默之后,他又说话了。
“这是我的孩子,他是个演员。”他指着摆在壁炉台上的那张青年彼得的照片说,“你有孩子吗?彼得。”我告诉他我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
“叫他不要干这一行。”他悄悄地对我说,“我也不会让我的儿子卷进我们这场游戏里。上面管事的都是些贵人,而贵人则多忘事……”
他又感到一阵辛酸,可顷刻又逝去了。他问了一些军情五处的情况,问到了盖伊·利德尔、狄克·怀特、马尔科姆·卡明,这些人在战争期间都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夕阳西下时,房间里的光线黯淡了,我起身告辞。我们握手道别,他又自个儿沉浸到伏特加酒和旧书堆里去了。
我因为喝过了头,晚上没有干什么事就回家了。第二天上午,我跟卡明提起乌斯季诺夫的问题,他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
“我敢肯定我们在几年前就给他发养老金了。”他的声音提得异常的高,“天哪,可怜的克洛普!我马上去找狄克。”
再继续追问下去也是徒劳。究竟是谁忘了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是追问不出来的。官僚们总是在被追究失职时,互相推倭,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乌斯季诺夫还是拿到了他的养老金,可自从那次会面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没有多久,他就去世了,但他的遗嫣至少还是得到了一点好处。不久,送一座银质的克里姆林宫模型给俄国大使的计划落空了,外交部不同意。说实话,那天下午在肯辛顿乌斯季诺夫的家里时,我就已经显得漫不经心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军情五处希望它的官员们永远忠诚不渝,直到走进坟墓,而它却不一定以同样的忠诚来回报这些官员。
不管怎样,总的来说,五十年代还是非常有趣的。A 处是一个充满着欢声笑语的地方。温特博恩常常说:“如果你能忍受兴奋,那么军情五处的生活是热闹的。”有一次,我们在匈牙利大使馆隔壁的保安楼安装窃听设备。我爬在屋顶上装天线时被一位邻居看见了,他跑去报告了警察,说看见有窃贼在附近。不到十分钟时间,警察就来敲门了,那位邻居也跟警察一起来了,我们顿时乱了手脚。我周围全是些最新的技术设备,地上摊着接收器和电线。温特博恩不知所措,只得打开地板,把价值上万英镑的设备藏到地板下面去。外面的敲门声更加剧烈,有人用壮实的肩膀在撞击房门,想把门撞开。显然,他们听到里面有响动,认定我们正在行窃。后来等屋里的一切稍为归顺了,我才局促不安地打开门来,并解释说我正在利用夜间时间为房间的主人做一些维修工作,这些维修工作都是经过批准的。我给了警察一个电话号码,这是一个当地警察特别处的电话号码,让他去进行核实。
乌斯季诺夫为我的到来感到兴奋不已。尽管他的生活很艰辛,但是在这场伟大的情报角逐中他仍然扮演着一个竭尽全力的角色。他拿出一瓶伏特加酒和两只酒杯,并着手研究我从办公室带来的计划。他是一个身体肥胖笨重的老人,说话时带着浓厚的喉音和多种语言的土腔。他有一双目光尖锐的眼睛,肯辛顿公园附近的俄国外交官的真实想法全都逃不过他这双眼睛。
“我的朋友,”他用俏皮而顿挫有致的语调说,“如果礼品的价值很高,那么他们会卖掉这种礼品,如果这样,那危险性就大了。他们都是些布尔什维克,喜欢正统的东西,如果送一帧银质列宁像或一座克里姆林宫的模型,也许对他们来说更为神圣。”
我解释说,列宁的半身塑像恐怕不太合适。因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头颅太圆,这种光滑的表面对声波反射的性能较差,而一座克里姆林宫的模型的方案倒是可行的。这种象征着俄罗斯母亲的复杂建筑模型里,很容易隐藏相应类型的凹状刻纹。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把整个行动计划视为一出趣味浓厚的戏剧的一个片断。他自告奋勇要去拜访俄国大使,这样便能直接地了解到他究竟喜欢什么。
我们讲起过去的事,伏特加酒的酒劲就上来了。尽管他的年纪很大了,但他仍然有很清晰的记忆。当他提起他和普利茨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时,泪水流满了他的脸颊,他终于再也忍不住了。
他说:“彼得,我为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但他们却把我丢在这里。我们老两口……身无分文。”
“可是,你的养老金呢?”我问。
“养老金?我没有养老金。”他满腹酸楚地说,“当你为他们干活儿时,从来就不曾想到以后的事,不考虑晚年,仅仅是因为爱好才去干的。可当你濒临死亡的时候,他们就把你抛弃了。”
我默默无语地坐在那里,他的话令我难以置信。这么一个人竟然会如此沦落风尘,差不多快到了被迫乞讨的地步。我真想问他是什么原因使丘吉尔和范西塔特把他忘记了,可我又感到这只会使他更加心碎。乌斯季诺夫举杯饮酒,聊以平息心绪。
“不过干这行是很有趣的,”他最后说。他用颤抖的手往杯子里倒了些酒。在一阵沉默之后,他又说话了。
“这是我的孩子,他是个演员。”他指着摆在壁炉台上的那张青年彼得的照片说,“你有孩子吗?彼得。”我告诉他我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
“叫他不要干这一行。”他悄悄地对我说,“我也不会让我的儿子卷进我们这场游戏里。上面管事的都是些贵人,而贵人则多忘事……”
他又感到一阵辛酸,可顷刻又逝去了。他问了一些军情五处的情况,问到了盖伊·利德尔、狄克·怀特、马尔科姆·卡明,这些人在战争期间都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夕阳西下时,房间里的光线黯淡了,我起身告辞。我们握手道别,他又自个儿沉浸到伏特加酒和旧书堆里去了。
我因为喝过了头,晚上没有干什么事就回家了。第二天上午,我跟卡明提起乌斯季诺夫的问题,他脸上露出尴尬的神情。
“我敢肯定我们在几年前就给他发养老金了。”他的声音提得异常的高,“天哪,可怜的克洛普!我马上去找狄克。”
再继续追问下去也是徒劳。究竟是谁忘了克洛普·乌斯季诺夫,是追问不出来的。官僚们总是在被追究失职时,互相推倭,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乌斯季诺夫还是拿到了他的养老金,可自从那次会面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没有多久,他就去世了,但他的遗嫣至少还是得到了一点好处。不久,送一座银质的克里姆林宫模型给俄国大使的计划落空了,外交部不同意。说实话,那天下午在肯辛顿乌斯季诺夫的家里时,我就已经显得漫不经心了。这件事给了我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军情五处希望它的官员们永远忠诚不渝,直到走进坟墓,而它却不一定以同样的忠诚来回报这些官员。
不管怎样,总的来说,五十年代还是非常有趣的。A 处是一个充满着欢声笑语的地方。温特博恩常常说:“如果你能忍受兴奋,那么军情五处的生活是热闹的。”有一次,我们在匈牙利大使馆隔壁的保安楼安装窃听设备。我爬在屋顶上装天线时被一位邻居看见了,他跑去报告了警察,说看见有窃贼在附近。不到十分钟时间,警察就来敲门了,那位邻居也跟警察一起来了,我们顿时乱了手脚。我周围全是些最新的技术设备,地上摊着接收器和电线。温特博恩不知所措,只得打开地板,把价值上万英镑的设备藏到地板下面去。外面的敲门声更加剧烈,有人用壮实的肩膀在撞击房门,想把门撞开。显然,他们听到里面有响动,认定我们正在行窃。后来等屋里的一切稍为归顺了,我才局促不安地打开门来,并解释说我正在利用夜间时间为房间的主人做一些维修工作,这些维修工作都是经过批准的。我给了警察一个电话号码,这是一个当地警察特别处的电话号码,让他去进行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