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我正要离去的时候，一个名叫约翰·泰勒的人走上前来向我作了自我介绍。他在邮电局的技术处工作，曾在会上就邮电局的收听设计作了详细的发言。他对我说：“我们将在这方面通力合作。”我们相互交换了电话号码。“下星期我会跟你联系的。”
在我们开车回到大巴达城的路上，父亲和我兴致勃勃地谈论著今天下午的会。事情来得如此出乎预料，令人感到荣幸。在战争期间，白厅常常搞这种令人无法预料的事。自从战争结束后，白厅很少重规叠矩，做这种让人辞不及防的事。我一想到这次可以借机摆脱那反潜差事，浑身顿感热血沸腾。父亲和我一样激动，他是因为这又能继续保持我们与秘密情报工作的联系。与这行当的联系在我家已有四十五个春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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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九一二年，父亲从大学毕业，便进了马尔科尼公司。刚开始时，他只是一个工程师，研究如何改进监听无线电信号的方法。他与朗德上尉合作，成功地改进了一种真空接收器，首次使远距离监听通讯成为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天，他在切姆斯福德霍尔大街上那间陈旧的马尔科尼实验室里拨弄这种接收器，他突然意识到他收到了德国海军的信号。他把这一收获报告给了马尔科尼公司产品部经理——安德雷·格雷，此人与海军情报处处长里吉·霍尔的交情非常深。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霍尔是英国情报局的重要人物，他负责著名的海军部四十号房间的德国密码破译工作。他安排我父亲乘坐在一列专列的车头的踏板上，前往利物浦大街车站。他看了父亲送来的那些信号材料后，坚持要马尔科尼公司让父亲出来为海军建造监听系统和测向站。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海军情报部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及时发现德国公海舰队的活动踪迹，以便帮助在斯卡帕湾基地的英国舰队进行截击。海军情报处知道，德国舰队没有任务时，就停泊在基尔运河东头。霍尔相信，德国舰队通过基尔运河去北海时，英国完全有可能监听到旗舰上的舰队司令的无线电通讯。
父亲于是就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他潜心设计了一种灵敏度很高的装置，最后改进成了“非周期性”测向器。这种测向器可以准确地从杂乱无章的干扰信号中识别出所需要的信号和方位。 又过了好几年，这种装置才投入使用，成为反击德国U型潜水艇的重要武器。至今为止，所有的测向器都是非周期性的。
一九一五年，在这种测向装置还没有完全投入使用之前，父亲就向霍尔建议说，最好的办法是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现在是挪威的奥斯陆）找个地方建一个测向站。挪威当时是中立国，但这事又不能依靠英国大使馆，因为怕惊动德国人。于是霍尔问父亲是否愿意去一趟挪威，为军情六处秘密地指挥这样一个测向站。几天以后，父亲便去了挪威，伪装成一个跑农药生意的商业旅行者。他在克里斯蒂安尼亚僻静的街道上的一家旅馆住下来，租了一间阁楼来装测向器，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大使馆的军情六处联络站为父亲提供通讯器材和配件。可这真是一项冒风险的工作，他的这些无线电设备注定要使他暴露自己。他不是外交人员，一旦被人发现，英国使馆会矢口否认与他有联系。事情弄得好，他将过一种铁窗生活，直到战争结束；弄不好，他将引起德国情报部门的注意。
测向站顺利地进行了六个月的工作，向海军提供了宝贵的有关德国舰队意图的早期警报。有一天早晨，他下楼来吃早餐，坐在他那张固定的餐桌前，偶然看到街对面的墙上新贴出的一张告示，上面有他的照片，并且悬赏通缉。
在测向站的工作开展之前，父亲就已经和军情六处拟定了一个出事后的出逃路线。他胡乱地吃完早餐，回到自己的房间，小心地把无线电装进箱子，藏在床底下。他整理好旅行证件、护照和海军身份证，然后在屋里留下了一大笔现钞，希望能买通旅店老板，不去告发他。
挪威当局认定我父亲会从通向瑞典海岸的那条路逃走，因此，他没有从这条路走，而是从西南方向出逃。他沿着海岸走了十英里路后，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休息。过了一会儿，一名英国海军中尉向他走来，问他是谁。父亲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中尉把他带上一艘汽艇。汽艇把他送到一艘预先等在那儿的英国驱逐舰上。
许多年以后，我拟将退休的那阵子，曾试图从军情六处的文件中寻找有关父亲这次活动的详细材料。我同当时的军情六处的处长莫里斯·奥德费尔德商量后，花了一天时间在他们的文件档案登记本上查找这些文件，可我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些材料早就在几年前被六处的清理人员按照惯例销毁了。
一九一六年，我出生在切斯特菲尔德我祖母的家里。父亲在挪威为军情六处工作，母亲只得住在祖母家里。一天晚上，德国齐柏林飞艇轰炸了附近的谢菲尔德，我因此而过早地来到人间。由于是战争时期，医院的压力很大，根本没有空床位。母亲只好用一些装化学品的玻璃广口瓶和几个热水瓶临时凑合成一个简易的早产婴儿保育箱，使我这条幼弱的生命得以生存下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父亲重新回到了马尔科尼公司。他成了公司的财富，当上了研究部主任。我们家搬到弗林顿附近海边的一幢大房子里去住。可好景不长，不久又搬到切姆斯福德郊区的另一所房子里去住了。这幢房子像一座废弃的无线电工厂，每个角落都藏着各种损坏程度不同的无线电设备，以及装满线路的锡皮箱子。父亲是个热情、暴躁、易于冲动的人，与其说他是个工程技术人员，还不如说他是个艺术家。从我的记忆之年开始，他就常常带我上花园，或者去埃塞克斯海滨上的开阔地，给我讲解无线电的奥秘。他常常一连花上好几个小时，给我解释电子管和晶体管的概念，向我示范如何巧妙地拨弄无线电的调谐盘，使没有规律的静电干扰立即变为清晰的信号。他还教我如何自己动手做实验。我记得，每当我向我们家的客人，如阿琴·埃丁顿爵士，J·J·托马斯等，显示自己拙劣的操作技术时，父亲的脸上会露出骄傲的神色。
在我们开车回到大巴达城的路上，父亲和我兴致勃勃地谈论著今天下午的会。事情来得如此出乎预料，令人感到荣幸。在战争期间，白厅常常搞这种令人无法预料的事。自从战争结束后，白厅很少重规叠矩，做这种让人辞不及防的事。我一想到这次可以借机摆脱那反潜差事，浑身顿感热血沸腾。父亲和我一样激动，他是因为这又能继续保持我们与秘密情报工作的联系。与这行当的联系在我家已有四十五个春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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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九一二年，父亲从大学毕业，便进了马尔科尼公司。刚开始时，他只是一个工程师，研究如何改进监听无线电信号的方法。他与朗德上尉合作，成功地改进了一种真空接收器，首次使远距离监听通讯成为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两天，他在切姆斯福德霍尔大街上那间陈旧的马尔科尼实验室里拨弄这种接收器，他突然意识到他收到了德国海军的信号。他把这一收获报告给了马尔科尼公司产品部经理——安德雷·格雷，此人与海军情报处处长里吉·霍尔的交情非常深。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霍尔是英国情报局的重要人物，他负责著名的海军部四十号房间的德国密码破译工作。他安排我父亲乘坐在一列专列的车头的踏板上，前往利物浦大街车站。他看了父亲送来的那些信号材料后，坚持要马尔科尼公司让父亲出来为海军建造监听系统和测向站。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海军情报部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及时发现德国公海舰队的活动踪迹，以便帮助在斯卡帕湾基地的英国舰队进行截击。海军情报处知道，德国舰队没有任务时，就停泊在基尔运河东头。霍尔相信，德国舰队通过基尔运河去北海时，英国完全有可能监听到旗舰上的舰队司令的无线电通讯。
父亲于是就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他潜心设计了一种灵敏度很高的装置，最后改进成了“非周期性”测向器。这种测向器可以准确地从杂乱无章的干扰信号中识别出所需要的信号和方位。 又过了好几年，这种装置才投入使用，成为反击德国U型潜水艇的重要武器。至今为止，所有的测向器都是非周期性的。
一九一五年，在这种测向装置还没有完全投入使用之前，父亲就向霍尔建议说，最好的办法是在克里斯蒂安尼亚（现在是挪威的奥斯陆）找个地方建一个测向站。挪威当时是中立国，但这事又不能依靠英国大使馆，因为怕惊动德国人。于是霍尔问父亲是否愿意去一趟挪威，为军情六处秘密地指挥这样一个测向站。几天以后，父亲便去了挪威，伪装成一个跑农药生意的商业旅行者。他在克里斯蒂安尼亚僻静的街道上的一家旅馆住下来，租了一间阁楼来装测向器，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大使馆的军情六处联络站为父亲提供通讯器材和配件。可这真是一项冒风险的工作，他的这些无线电设备注定要使他暴露自己。他不是外交人员，一旦被人发现，英国使馆会矢口否认与他有联系。事情弄得好，他将过一种铁窗生活，直到战争结束；弄不好，他将引起德国情报部门的注意。
测向站顺利地进行了六个月的工作，向海军提供了宝贵的有关德国舰队意图的早期警报。有一天早晨，他下楼来吃早餐，坐在他那张固定的餐桌前，偶然看到街对面的墙上新贴出的一张告示，上面有他的照片，并且悬赏通缉。
在测向站的工作开展之前，父亲就已经和军情六处拟定了一个出事后的出逃路线。他胡乱地吃完早餐，回到自己的房间，小心地把无线电装进箱子，藏在床底下。他整理好旅行证件、护照和海军身份证，然后在屋里留下了一大笔现钞，希望能买通旅店老板，不去告发他。
挪威当局认定我父亲会从通向瑞典海岸的那条路逃走，因此，他没有从这条路走，而是从西南方向出逃。他沿着海岸走了十英里路后，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休息。过了一会儿，一名英国海军中尉向他走来，问他是谁。父亲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中尉把他带上一艘汽艇。汽艇把他送到一艘预先等在那儿的英国驱逐舰上。
许多年以后，我拟将退休的那阵子，曾试图从军情六处的文件中寻找有关父亲这次活动的详细材料。我同当时的军情六处的处长莫里斯·奥德费尔德商量后，花了一天时间在他们的文件档案登记本上查找这些文件，可我什么也没有找到，这些材料早就在几年前被六处的清理人员按照惯例销毁了。
一九一六年，我出生在切斯特菲尔德我祖母的家里。父亲在挪威为军情六处工作，母亲只得住在祖母家里。一天晚上，德国齐柏林飞艇轰炸了附近的谢菲尔德，我因此而过早地来到人间。由于是战争时期，医院的压力很大，根本没有空床位。母亲只好用一些装化学品的玻璃广口瓶和几个热水瓶临时凑合成一个简易的早产婴儿保育箱，使我这条幼弱的生命得以生存下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父亲重新回到了马尔科尼公司。他成了公司的财富，当上了研究部主任。我们家搬到弗林顿附近海边的一幢大房子里去住。可好景不长，不久又搬到切姆斯福德郊区的另一所房子里去住了。这幢房子像一座废弃的无线电工厂，每个角落都藏着各种损坏程度不同的无线电设备，以及装满线路的锡皮箱子。父亲是个热情、暴躁、易于冲动的人，与其说他是个工程技术人员，还不如说他是个艺术家。从我的记忆之年开始，他就常常带我上花园，或者去埃塞克斯海滨上的开阔地，给我讲解无线电的奥秘。他常常一连花上好几个小时，给我解释电子管和晶体管的概念，向我示范如何巧妙地拨弄无线电的调谐盘，使没有规律的静电干扰立即变为清晰的信号。他还教我如何自己动手做实验。我记得，每当我向我们家的客人，如阿琴·埃丁顿爵士，J·J·托马斯等，显示自己拙劣的操作技术时，父亲的脸上会露出骄傲的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