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0章
而且，宜生想起了那本《女诫》……
若是她写个“不守妇道”的话本故事，然后让他拿去刊发传播，那他岂不是要送她一屋子《女诫》？
她想要的是传播思想的工具，但若这个工具的持有者与她三观不合，那么分道扬镳乃至翻脸都是迟早的事。
既然如此，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做。
沈问秋就见她神色先是激动，明显对他所说的很感兴趣的样子，然而忽然脸色又冷下来，眼里的亮光也倏然消失。
脸色变化之快，简直让他有些反应不过来。
然后，他就听宜生笑着道：“不用劳烦三爷了，不过是个小铺子。”
虽然脸上笑着，但语气和话里的意思，却再客气疏离不过，完全看不出她方才还还很动心的模样。
短短时间内被拒绝两次。
沈问秋摸着胸口，默默咽下一口老血。
正想再开口，红绡清脆的声音响起，“开饭了！”
***
蹭了顿饭，又东拉西扯闲聊许久，实在找不着借口再留下了，沈问秋一行才告辞。
送走那几人，宜生不由松了一口气。
太反常了。
这次重逢，虽说关系不同了，她不再是伯府少夫人，与沈问秋也不再是叔叔和侄媳妇的关系，但沈问秋的变化也太大了些。
他变得……似乎有些太热情了，热情地她有些吃不消。
若不是以前的固有印象和好感还在，她几乎觉得如今的沈问秋就像个追求女人的狂蜂浪蝶，而她，则就是那个被追求的女人。
当然，这应该是不可能的。
或许是她多想了，也或许……沈问秋这人脑子有些问题吧。
——毕竟之前就有精分的前科。
嗯，一定是这样。
得出结论后，宜生就不再想沈问秋的事。
如今她的时间几乎都花在写作上。
她想开书铺，赚钱其实还是其次，最重要的还是想要传播那些她从未来世界学到的东西，对罗钰说的办书院，也是基于此目的。
如今书院还远，但书铺可以先开起来。
她依旧准备找些书生来写话本，但更重要的是她自己想写，想捡起“晋江先生”这个化名，写一些以前想写但不能写不敢写的东西。
而除了写话本外，她还在为典籍作注。
为典籍作注，这是许多大儒才敢做的事，比如宜生的父亲渠易崧，渠易崧虽然早有才名，但也是直到五十岁才开始尝试为先人经典做注本。
这一来是因为注书本就艰难，如宋人洪迈所言：“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如孔安国等人这般大儒，尚且不能保证注书不出差错，寻常学问不到家的，强行注书恐怕只会错漏百出，贻笑大方。
而第二个原因，则是名望问题。注书者需有名望方能服众，同一典籍众多注本，自然是有名望的大儒大学问者更加让人信服，一个无名小卒的注本很可能会无人问津，因此历来能为经书作注的，莫不是有一定名望和地位的。
宜生虽然自幼通读诗书，即便嫁人后也手不释卷，算得上是博览群书了，但若因此就说她能比肩大儒，对经书每一句每一字都理解清晰无误，乃至穷源竟委，却是绝对夸张。
所以，她的注书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注书。
所谓注书，是为解析、注释前人所著之书，凡是认真做学问的，注书时无不力求字义、词义、句义尽量准确，分毫不错，还有知识渊博者，注书时喜欢“挖脚跟”，即纵观古今，将书里一句话乃至一个字的来源出处，乃至后来又有谁引用过都挖出来，这样的注书方式，非大学问者不能为。
宜生做的，自然不是这种。
起码现在不是。
而她现在做的，与其说是“注书”，倒不如说是“驳书”。
她作注的书是《女四书》。
女四书并不是一本书，而是《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这四本书的总称，正如男人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以四书作为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一般，《女诫》等四本书便是当世女子的《四书》。
宜生最熟悉的也是这四本书。
从她牙牙学语，从初次拿笔歪歪扭扭写下第一个字开始，她的人生便似乎再离不开这四本书。
平日里长辈用女四书教导她，犯错了用女四书罚她抄写，若哪里做的不温婉不淑女不合女子规范，便有人拿女四书教训她……
这是她的经历，也是几乎每一个出身官宦家庭的女孩子的经历。
可以说，她闭着眼睛都能把女四书默写出来，顺带连各个注本都一清二楚。
所以，选择这四本书作注，难度上就小了很多，一来这四本书相比真正的经典，可以说十分简单，也没有什么隐晦难懂的道理；二来，自然是宜生对它们太过熟悉。
只是解释这四本书的字词句义，她是完全可以胜任的，但她要做的当然不只是如此。
她所作的注本分两部分，一为释义，二为驳斥。
解释它的意思，然后一字字、一句句地驳斥它！
注书就只能揣摩原作者思想，为原作者唱赞歌么？书上所说的就一定是对的，是颠扑不破的么？书是人写的，人都有私欲，有缺点，将一个有私欲有缺点的人写的书奉若圭臬，不加辨别的规矩自己的言行，甚至要求天下人言行举止都遵从于一本书，这难道不可笑？
若是她写个“不守妇道”的话本故事，然后让他拿去刊发传播，那他岂不是要送她一屋子《女诫》？
她想要的是传播思想的工具，但若这个工具的持有者与她三观不合，那么分道扬镳乃至翻脸都是迟早的事。
既然如此，还不如一开始就不做。
沈问秋就见她神色先是激动，明显对他所说的很感兴趣的样子，然而忽然脸色又冷下来，眼里的亮光也倏然消失。
脸色变化之快，简直让他有些反应不过来。
然后，他就听宜生笑着道：“不用劳烦三爷了，不过是个小铺子。”
虽然脸上笑着，但语气和话里的意思，却再客气疏离不过，完全看不出她方才还还很动心的模样。
短短时间内被拒绝两次。
沈问秋摸着胸口，默默咽下一口老血。
正想再开口，红绡清脆的声音响起，“开饭了！”
***
蹭了顿饭，又东拉西扯闲聊许久，实在找不着借口再留下了，沈问秋一行才告辞。
送走那几人，宜生不由松了一口气。
太反常了。
这次重逢，虽说关系不同了，她不再是伯府少夫人，与沈问秋也不再是叔叔和侄媳妇的关系，但沈问秋的变化也太大了些。
他变得……似乎有些太热情了，热情地她有些吃不消。
若不是以前的固有印象和好感还在，她几乎觉得如今的沈问秋就像个追求女人的狂蜂浪蝶，而她，则就是那个被追求的女人。
当然，这应该是不可能的。
或许是她多想了，也或许……沈问秋这人脑子有些问题吧。
——毕竟之前就有精分的前科。
嗯，一定是这样。
得出结论后，宜生就不再想沈问秋的事。
如今她的时间几乎都花在写作上。
她想开书铺，赚钱其实还是其次，最重要的还是想要传播那些她从未来世界学到的东西，对罗钰说的办书院，也是基于此目的。
如今书院还远，但书铺可以先开起来。
她依旧准备找些书生来写话本，但更重要的是她自己想写，想捡起“晋江先生”这个化名，写一些以前想写但不能写不敢写的东西。
而除了写话本外，她还在为典籍作注。
为典籍作注，这是许多大儒才敢做的事，比如宜生的父亲渠易崧，渠易崧虽然早有才名，但也是直到五十岁才开始尝试为先人经典做注本。
这一来是因为注书本就艰难，如宋人洪迈所言：“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亦不能无失。”，如孔安国等人这般大儒，尚且不能保证注书不出差错，寻常学问不到家的，强行注书恐怕只会错漏百出，贻笑大方。
而第二个原因，则是名望问题。注书者需有名望方能服众，同一典籍众多注本，自然是有名望的大儒大学问者更加让人信服，一个无名小卒的注本很可能会无人问津，因此历来能为经书作注的，莫不是有一定名望和地位的。
宜生虽然自幼通读诗书，即便嫁人后也手不释卷，算得上是博览群书了，但若因此就说她能比肩大儒，对经书每一句每一字都理解清晰无误，乃至穷源竟委，却是绝对夸张。
所以，她的注书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注书。
所谓注书，是为解析、注释前人所著之书，凡是认真做学问的，注书时无不力求字义、词义、句义尽量准确，分毫不错，还有知识渊博者，注书时喜欢“挖脚跟”，即纵观古今，将书里一句话乃至一个字的来源出处，乃至后来又有谁引用过都挖出来，这样的注书方式，非大学问者不能为。
宜生做的，自然不是这种。
起码现在不是。
而她现在做的，与其说是“注书”，倒不如说是“驳书”。
她作注的书是《女四书》。
女四书并不是一本书，而是《女诫》﹑《内训》﹑《女论语》﹑《女范捷录》这四本书的总称，正如男人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以四书作为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一般，《女诫》等四本书便是当世女子的《四书》。
宜生最熟悉的也是这四本书。
从她牙牙学语，从初次拿笔歪歪扭扭写下第一个字开始，她的人生便似乎再离不开这四本书。
平日里长辈用女四书教导她，犯错了用女四书罚她抄写，若哪里做的不温婉不淑女不合女子规范，便有人拿女四书教训她……
这是她的经历，也是几乎每一个出身官宦家庭的女孩子的经历。
可以说，她闭着眼睛都能把女四书默写出来，顺带连各个注本都一清二楚。
所以，选择这四本书作注，难度上就小了很多，一来这四本书相比真正的经典，可以说十分简单，也没有什么隐晦难懂的道理；二来，自然是宜生对它们太过熟悉。
只是解释这四本书的字词句义，她是完全可以胜任的，但她要做的当然不只是如此。
她所作的注本分两部分，一为释义，二为驳斥。
解释它的意思，然后一字字、一句句地驳斥它！
注书就只能揣摩原作者思想，为原作者唱赞歌么？书上所说的就一定是对的，是颠扑不破的么？书是人写的，人都有私欲，有缺点，将一个有私欲有缺点的人写的书奉若圭臬，不加辨别的规矩自己的言行，甚至要求天下人言行举止都遵从于一本书，这难道不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