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在老廖他们忙着给老史处理伤口的时候，那个女孩打了110。当晚老史住进了医院。老廖和王惠进了派出所。第二天王惠离开派出所，给我打了那个电话。老廖还留在那里。
我的头脑突然一片空白，有一会没说出话来。王惠在讲着当时的情形。声音里全是歉疚，但是她说的内容我却完全没有听进去。冷静了一下，我问她：“老史伤得厉害吗？”
王惠说：“应该不严重，只是头和脸被玻璃划伤了。现在应该还在医院里。”
我接着问：“能算是轻伤吗？”
王惠说：“不知道，派出所的人不说。”
放下电话，我要求把第二天的会安排在晚上进行，客户跳了起来。我平静而坚决地告诉他们，我家里出了点急事，要不今天晚上开完，要不我今晚就走。他们同意把第二天的会挪到晚上进行。当晚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就赶了回来。
我从机场直接去了王惠家，王惠已经联系到了一个律师，一个年轻人，他和王惠又一起给我讲了讲最新的情况。事情本身并不复杂，麻烦的是老史是个外国人，情况就变得非常复杂了。我们从他那得到的最新消息是老廖已经被转到了看守所。应该是转到预审了。
我对于官司的事情一窍不通，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不过官司既然来了，只要是在北京，就应该能有办法，但是现在，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想去那里看看，我知道看不见他，但是至少离他不远。如果他此时希望有个人在大墙外面为他担心，为他企福。我要那个人是我。
看守所允许家属送点换洗的衣服和一点现金。律师嘱咐我什么可以带，什么带了也给不了他。我都记下。我没有叫律师和我同去，这不是美国电影，王惠要和我一起去。我想了想，带上了她。
我们先回我家给老廖拿换洗的衣服。我和老廖个头差不多，他就是比我要壮一点。我们的衣服大部分都可以混着穿。所以内衣袜子从来不分。我那时住的是一间小房子，卧室和客厅连在一起，卧室的床头柜上摆着我和老廖的合影。我在收拾，王惠在旁边看。她是个聪明人，一定看得出来我们的关系。我低头整理着衣物，差不多够一个星期换洗用了。
王惠插不上手，翻着我的书柜。看到她，想起来应该给老廖带上本书。就跟王惠说道：“忘了问律师能不能送书了。也不知道行不行。”。王惠很快地拿出电话，说道：“那我问问。”我说：“算了，大不了再拿回来。”。
我本来想给他拿套《天龙八部》，但是这家伙看书跟看电影一样快，估计用不了大半天就没得看了。想到这，我挑了本英文版的《Waiting》带上。算不上太厚，好放，而且老廖的英文一般，这回他一定有得看了。
我们打上车，向南城开去，过了洋桥一直往南，我从小在北边长大，没怎么到这边来过。要过年了，路上都是赶买年货的人，那是个无风的冬天的中午，天空里都是阴霾。车窗外一片冰冷。路边一排排冬天里的树木，伸展着光秃秃的枝干，清冷破败的马路，陌生而又漫长，看不到尽头。一路往南，建筑越来越矮，行人也越来越少。我和王惠想着各自的心事，一路无语。
看守所在一个很不起眼的院子里，门口有一个小小的收发室。我和王惠就在收发室里等着。正是午饭时间，有人在抽烟，有人在炉子上热午饭，屋里雾气腾腾，全是二手烟和炖白菜的味道。过了差不多有一个钟头，进来个接待我们的警察，人很客气。收了我们带的东西，我掏出给老廖用的钱，王惠也拿了一沓钱出来，警察一看就笑了，说多了也不让给，留一千就够。王惠执意要用她的钱。我没和她争。这事虽然是因她而起，但是不能怪她，如果她觉得这样会舒服点，多多少少对她也是个安慰。
出了院子，站在路上，我看着里面的房子，普通的一栋五层小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廖现在呆的房子。如果是，我不知道老廖在哪一扇窗子里面。我站在那里，看不出个究竟。
王惠站过来，挽住我的胳膊，说道：“赵鹏，对不起。”
我看了看她，经过这么一折腾，她显得十分憔悴。我抽出胳膊，揽住她的肩膀，说道：“你别这么想，不是你的错，我想老廖也不会怪你的。”
王惠靠在我的肩上，眼泪又流了下来。说道：“说实话，我真羡慕你们。”
我说不出话来。觉得有点感慨，我们是一对平凡的恋人，安静地享受着自己的感情，没有奢望过朋友和家人的接受和理解。如果因为这件事，我们才有了个真正了解我们，祝福我们的朋友。这代价未免有点太大。
我搂了搂王惠，说道：“不用羡慕，我们都是你的朋友。”
第十八章
经过一番辗转，我和老廖在新加坡的妹妹取得了联系。她决定马上回来，现在最要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老廖，另一个就是老廖母亲。老廖那边我们这些朋友会想办法去解决，但是家长这一头的工作还要她来做。
老廖的妹妹搭当晚的夜航飞机回北京，我去机场接她，早晨六点，天还没亮。高速公路上一路黑暗，对面的车闪着大灯，呼啸而过，远方的地平线一片漆黑，没有云彩，也看不见星光。北京冬天的早晨，干燥，寒冷。
我站在出口，在人群中搜索着老廖妹妹的面孔，入境的人流，多是些赶回来过年的旅客，一拨又一拨，或疲惫或兴奋。因为有了心事，再看他们，每个面孔后面仿佛都有了故事。
我的头脑突然一片空白，有一会没说出话来。王惠在讲着当时的情形。声音里全是歉疚，但是她说的内容我却完全没有听进去。冷静了一下，我问她：“老史伤得厉害吗？”
王惠说：“应该不严重，只是头和脸被玻璃划伤了。现在应该还在医院里。”
我接着问：“能算是轻伤吗？”
王惠说：“不知道，派出所的人不说。”
放下电话，我要求把第二天的会安排在晚上进行，客户跳了起来。我平静而坚决地告诉他们，我家里出了点急事，要不今天晚上开完，要不我今晚就走。他们同意把第二天的会挪到晚上进行。当晚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就赶了回来。
我从机场直接去了王惠家，王惠已经联系到了一个律师，一个年轻人，他和王惠又一起给我讲了讲最新的情况。事情本身并不复杂，麻烦的是老史是个外国人，情况就变得非常复杂了。我们从他那得到的最新消息是老廖已经被转到了看守所。应该是转到预审了。
我对于官司的事情一窍不通，不知道我能做什么，不过官司既然来了，只要是在北京，就应该能有办法，但是现在，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想去那里看看，我知道看不见他，但是至少离他不远。如果他此时希望有个人在大墙外面为他担心，为他企福。我要那个人是我。
看守所允许家属送点换洗的衣服和一点现金。律师嘱咐我什么可以带，什么带了也给不了他。我都记下。我没有叫律师和我同去，这不是美国电影，王惠要和我一起去。我想了想，带上了她。
我们先回我家给老廖拿换洗的衣服。我和老廖个头差不多，他就是比我要壮一点。我们的衣服大部分都可以混着穿。所以内衣袜子从来不分。我那时住的是一间小房子，卧室和客厅连在一起，卧室的床头柜上摆着我和老廖的合影。我在收拾，王惠在旁边看。她是个聪明人，一定看得出来我们的关系。我低头整理着衣物，差不多够一个星期换洗用了。
王惠插不上手，翻着我的书柜。看到她，想起来应该给老廖带上本书。就跟王惠说道：“忘了问律师能不能送书了。也不知道行不行。”。王惠很快地拿出电话，说道：“那我问问。”我说：“算了，大不了再拿回来。”。
我本来想给他拿套《天龙八部》，但是这家伙看书跟看电影一样快，估计用不了大半天就没得看了。想到这，我挑了本英文版的《Waiting》带上。算不上太厚，好放，而且老廖的英文一般，这回他一定有得看了。
我们打上车，向南城开去，过了洋桥一直往南，我从小在北边长大，没怎么到这边来过。要过年了，路上都是赶买年货的人，那是个无风的冬天的中午，天空里都是阴霾。车窗外一片冰冷。路边一排排冬天里的树木，伸展着光秃秃的枝干，清冷破败的马路，陌生而又漫长，看不到尽头。一路往南，建筑越来越矮，行人也越来越少。我和王惠想着各自的心事，一路无语。
看守所在一个很不起眼的院子里，门口有一个小小的收发室。我和王惠就在收发室里等着。正是午饭时间，有人在抽烟，有人在炉子上热午饭，屋里雾气腾腾，全是二手烟和炖白菜的味道。过了差不多有一个钟头，进来个接待我们的警察，人很客气。收了我们带的东西，我掏出给老廖用的钱，王惠也拿了一沓钱出来，警察一看就笑了，说多了也不让给，留一千就够。王惠执意要用她的钱。我没和她争。这事虽然是因她而起，但是不能怪她，如果她觉得这样会舒服点，多多少少对她也是个安慰。
出了院子，站在路上，我看着里面的房子，普通的一栋五层小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廖现在呆的房子。如果是，我不知道老廖在哪一扇窗子里面。我站在那里，看不出个究竟。
王惠站过来，挽住我的胳膊，说道：“赵鹏，对不起。”
我看了看她，经过这么一折腾，她显得十分憔悴。我抽出胳膊，揽住她的肩膀，说道：“你别这么想，不是你的错，我想老廖也不会怪你的。”
王惠靠在我的肩上，眼泪又流了下来。说道：“说实话，我真羡慕你们。”
我说不出话来。觉得有点感慨，我们是一对平凡的恋人，安静地享受着自己的感情，没有奢望过朋友和家人的接受和理解。如果因为这件事，我们才有了个真正了解我们，祝福我们的朋友。这代价未免有点太大。
我搂了搂王惠，说道：“不用羡慕，我们都是你的朋友。”
第十八章
经过一番辗转，我和老廖在新加坡的妹妹取得了联系。她决定马上回来，现在最要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老廖，另一个就是老廖母亲。老廖那边我们这些朋友会想办法去解决，但是家长这一头的工作还要她来做。
老廖的妹妹搭当晚的夜航飞机回北京，我去机场接她，早晨六点，天还没亮。高速公路上一路黑暗，对面的车闪着大灯，呼啸而过，远方的地平线一片漆黑，没有云彩，也看不见星光。北京冬天的早晨，干燥，寒冷。
我站在出口，在人群中搜索着老廖妹妹的面孔，入境的人流，多是些赶回来过年的旅客，一拨又一拨，或疲惫或兴奋。因为有了心事，再看他们，每个面孔后面仿佛都有了故事。